警惕社会逆淘汰机制的形成和强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大改革？因为当时社会严重缺乏推动发展的机制。当时不但不允许个人经营企业，而且对劳动、创新、出人才都缺少必要的激励，更无法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氛围，社会发展严重停滞。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进行了历时几十年的大改革，逐步建立起了择优汰劣的社会机制。

30多年来，新社会机制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中国人长期压抑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大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不过与此同时特别是近些年还有另一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由于多方面新旧因素的顽固纠结，中国社会也还有种种同改革方向相反的逆向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生成，成为人们所说的“潜规则” ，不是择优汰劣，而是汰优择劣。更为值得密切关注的是，这些机制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在联结、强化，显示出一种可观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财富逆淘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多劳多得，鼓励劳动致富，但是现在人们劳动观念却淡漠了许多，劳动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社会上有一种不劳而获的风气，崇尚一夜暴富的神话。许多人为此不仅过度迷恋股市，甚至赌博和铤而走险。当然由于法治不到位等原因，迅速通过非法手段致富确实在一些地方成为了一种标杆。正常劳动甚至正常经营致富难度越来越大，劳动者权益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是人们迷恋一夜暴富的原因。

经营逆淘汰。鼓励人们通过经营创造财富和获得财富，是改革的初衷。但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税负过重等原因，导致正常经营、正常纳税的企业生存艰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职业愿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不愿经营企业。与此同时，一些国有企业凭垄断而坐拥高额利润，因此让政府采购和居民生活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一些有官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可以顺利获得稀缺的项目，甚至在一些地区靠暴力为经营开路的有黑恶背景的企业迅速成长的案例屡屡曝光于社会。正常经营企业和非正常经营者甚至违法者形成了很大反差。

人才逆淘汰。改革就是要造就一种人才辈出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市场的领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科技、行政等领域也初步形成，并且我们的社会因此而涌现出不可数计的多方面人才。但是近年这种机制在受到削弱，“二代”、“拼爹”等词在网络上的广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才的逆淘汰机制的存在和强化。深圳某区烟草局里面安排有局长的24名亲戚，以及频繁被网民披露出来的“萝卜招聘”、“吃空饷”事件，还有科研和大学的官本位日益严重等现象说明，人才逆淘汰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在明显趋于强化。

官场逆淘汰。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激励领导干部既开拓创新、勇于承担又清正廉洁的机制，我们正在持续地为其建立而努力。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原因，造成官场风气存在问题，出现一些岗位上领导干部感到坚持原则难，甚至做清官难的现象（例如某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被双规），这显然和制度设计和机制问题有关。

行政逆淘汰。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是更加法治化和高效率，而且要有必要的民主程序制约。但是改革经过30年左右，媒体报道的改革者往往还是一个人拍脑袋现场决策，一声令下独断专行的形象，从上大项目到大拆大建、城市过度亮化和无摊贩化管理等等，改革者给人的都不是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形象。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一把手一声令下，连幼儿园、小学教师和医生都下招商指标；东北还有的城市一把手一声令下数百条道路同时开工，造成了人们行车走路都困难。这种行政方式本来早就应该淘汰的，却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甚至在媒体上成为了标杆。

机构逆淘汰。精简机构是改革初期就提出的问题，而且为此曾经对机构改革提出并尝试过一系列办法，但是总体来看机构及其人员呈增长趋势，精简之后往往迅速反弹。网民曾经关注有的市县设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政府副秘书长的现象，还有的地方为了解决工作拖延的问题不得不设“马上就办办公室”等奇怪的机构。这些说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偏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也说明真正人员精干、效率较高的机构存在缺少必要的环境。

改革逆淘汰。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变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某种程度上说是革管理机构的命，但是中国目前没有专门负责改革的战略研究和实施的较高规格的机构（只是发改委有一个负责改革的司），而是由党政各个部门来自我推行改革。这种部门自我负责制的改革，很难做到各个部门自我革命，而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利益进一步向本部门倾斜，这也是机构越改越多、官越改越多、权力越改越大、浪费越改越严重、问题越改越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改革会导致真正的改革本身被淘汰，而逆向“改革”频频出现的问题。

体制逆淘汰。本来市场经济就像是自然生态一样，其发展是一种自然发育过程，必须要从培养个体经济和小企业做起。而且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健康生存的前提，大企业需要的人才、原材料等往往要从中小企业那里获得，就像丛林里面较大的食肉动物离不开食草动物和小动物一样。但是许多地方特别是北方一些地区发展经济并不是为个体和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有些地区中小企业生存条件艰难），而是只顾争取大项目，搞楼堂馆所等面子工程，还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其结果是市场经济没有真正发育起来，行政权力还在强力维护计划经济的东西，政府自己在做经济的主体。政府做经济的主体，挤压和伤害的必然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

治安逆淘汰。治安是整个社会都严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黑恶势力在一些地方发展甚至横行现象令人触目惊心。黑恶势力的发育，而且发展起来之后得不到及时治理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在一些地方在原来的计划生育罚款、乱收费以及现在的城管、强制拆迁和截访等等方面的“工作”中，依赖民间的一些势力，对群众强行控制和压制，甚至对群众施以威胁和暴力，导致其所利用的势力有恃无恐，向黑恶转化并逐渐成势。而且这种问题导致公安和其他司法机关十分尴尬，很难处理。这种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是凡存在的地方就严重地恶化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毁坏了党政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学术逆淘汰。淡化学术领域的官本位，激励学术创新，本来是改革追求。但是经过30多年改革之后，大学和研究机构进一步被行政化，研究费被无实际贡献的行政官员占用，一项研究成果若干无关的人挂名的现象大量出现，加之学术在金钱推动下趋于浮躁，某些学者成为强势阶层代言人，大学因热衷于创收而把学位、职称甚至研究机构的外聘职务当做商品等等，导致真正的学术研究被淡化、边缘化。

道德逆淘汰。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伴随着社会道德模式转型，而这种转型过程中出现各种道德问题并不奇怪。但现实中出现长期道德滑坡却迟迟不能爬坡，甚至出现好人不敢做的现象，就值得深思了。人们面对困难群体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真正应该帮助的人，而哪个是利用人们的善良诈骗的人；在路上遇到急病患者或者受伤的人不敢救助，担心因此而被讹诈；某些因助人而伤残者进入到困难群体之中，本身的状况成为了负面标杆。在好人不敢做的同时，在一些地方却是不道德致富被认为有本事，甚至出现地方性造假以及“拐卖人口村”、“盗墓村”等，形成了非道德的环境。

上述逆淘汰现象在当今社会中确实存在，而且在一些地方成为“正常”现象，这些现象的形成背后当然有其机制在起作用，那么这种机制就很值得关注和研究了。更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这些机制是否在呈现一种强化的趋势？这些机制是否有可能进一步联结在一起？例如财富的逆淘汰和官场的逆淘汰、人才的逆淘汰、道德的逆淘汰等等之间如果进一步联结并且互相强化，那么对于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至少意味着这样一些后果。

一、改革形成的择优汰劣的机制被消解。这些机制的作用正好和改革建立起来的择优汰劣机制相反，它们的联结和强化会抵消、破坏改革形成的机制。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逆淘汰机制都是改革的大敌，某些国家改革的停滞甚至乱象频仍，就是在改革进程中遇到阻力，形成了顽固而强大的逆淘汰机制，最后无法改变。

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被消解。三十余年改革的成果非常巨大，中国人因此而深受其益，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国内外树立起了全新的形象。但是一些领域存在的逆淘汰机制正在消解改革的成果，而且如果不加遏制会加速，从而为中国社会制造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三、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以及不和谐。逆淘汰机制导致的是社会不合理的财富、地位、名声等等的累进式获取，从而造成社会不合理的分化，造成社会群体裂痕加大，加剧社会不和谐。如果不从造成这些问题的机制上去解决，仅仅靠救助困难群体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和谐社会是无法构建成功的。

四、改革的名誉被毁坏。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说到改革，无不寄予希望；说到某人是改革者，无不肃然起敬。但是今天许多人对改革的兴趣不大，甚至排斥改革，以至于“极左”情绪在网络上被大量宣泄。这是和一些逆淘汰机制的形成和某些不适当的“改革”有关，尤其是其中一些“改革”和真正的改革方向并不一致。正是这些，使改革和改革者的名誉被毁坏。

如果逆淘汰机制广泛形成，那么中国不得不重新进行第二次改革，那样社会将为此而付出很大的代价。所幸的是今天中国社会中尽管上述现象都存在，逆淘汰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但是从整体上看这种机制并不占主导地位。不过，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种机制必须及时控制和破解，最近5年最多10年，是阻断其广泛形成的最重要的不可贻误的机会。阻断逆淘汰机制的办法是：

一、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大方向，深化改革。30余年的改革值得认真总结，我们当初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现在哪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哪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在哪些方面出现了逆淘汰机制？这些值得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战略解决思路。

二、改革战略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调研和监督执行。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改革是由原有的权力系统操作来进行的，因此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权力系统在制定改革方案和进行操作的时候，很容易向强化部门和集团的权力、利益的方向倾斜，因此让各个部门自己改自己是一种最糟糕的改革方式选择。特别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是触及深层利益的阶段，要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中央就必须有专门的部门研究改革战略并且监督执行，强制性地推行改革措施。如果考虑避免多设置部门，可以让相对超脱的部门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兼有这样的职能，而不应该由实际的具体权力部门兼管。

三、进一步协调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逆淘汰机制和改革的不够协调有很大关系，某些部门权力过大以及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得过多，某些权力缺乏全方位监管，某些权力管理范围重叠，某些领域过度行政化（如大学），以及社会群体表达机制不健全等等，都是其原因。因此只有协调推进改革才能解决逆淘汰机制问题。

四、明确改革者的基本标准。究竟什么是思想解放，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者？社会上对此存在许多模棱两可的认识，包括媒体报道也存在许多偏失。一些被大张旗鼓宣传的改革，其实是独断专行的人治而不是民主和法治，是简单解决问题而不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甚至是毁坏社会机制而不是健全社会机制。如果改革30年后这样的是非问题还不明确，改革就会总是停留在最初阶段，更谈不上深化。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有对改革的基本判断标准，对什么是改革者明确一系列基本要求，特别是对媒体宣传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

五、建立起公民的基本道德标准。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中每一个公民不能仅仅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还要具备起码的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承担基本的公民义务。但是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们，在并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公民人格并没有得到起码的培养，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比任何政治教育的缺失都更大，而且一切政治教育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离开这一点都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因此公民人格培养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领域的瓶颈，这个问题值得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基本的战略问题加以解决，把它放在比一切政治教育更基础、更重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