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记 者: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以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获得的一个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为了使大家对这一最新理论成果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请您谈谈党中央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

李君如:好的。回顾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这一问题的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从结构到内涵逐步深化的过程。

记 者:您的概括非常精炼。那么,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化过程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

李君如:所谓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化过程,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谐社会”这个问题,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我们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问题,是在党的十六大上。“十六大”报告有三处讲到“和谐”问题,每一处都很有针对性。一处是在论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时,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的新情况,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第二处是在论述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时,针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新情况,提出要做到“社会更加和谐”;第三处是在论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时,针对社会矛盾增多这一新情况,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三处论“和谐”,讲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伴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凸显。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形成新的治国理政思路。党中央的思路,就是推动社会和谐,有力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当时主要是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提出这一命题的。人们会问:同是中国共产党,同是遇到复杂问题和矛盾时,为什么过去强调阶级斗争,现在强调社会和谐?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追求社会和谐是一种执政党的意识。作为一个执政党,处理矛盾必须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体现了中共中央对问题思考的深刻性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在阐述我们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问题时,进一步联系国内外形势和执政党的特点,讲了三个“必然要求”:一是“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二是“从国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三是“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样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逐步深化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认识到并且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科学论断。

记 者:从结构到内涵的深化过程指的是什么?

李君如:所谓从结构到内涵的深化过程,指的是我们获得这一科学论断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这一结构问题突破的。因为,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为了全面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要从总体布局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对这条道路成功的探索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总体布局”的认识,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直接相联系。1979年,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因此,在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我们为此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全面而又坚定地坚持这一“总体布局”,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为纠正这一失误,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以后,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候,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不仅包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即后来江泽民同志概括的“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此同时,江泽民同志还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社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多年来,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来,中共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意义,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现在,更加认识到“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这样一种新认识,最大的贡献,是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正是这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突破,使得我们能够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地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科学论断。

记 者:请您具体谈谈应当怎样理解“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李君如: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来理解:

第一,因为社会和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谐社会是人类的文明追求,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还说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是和谐社会的主张是积极的主张。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创设条件。

第二,因为社会和谐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深刻地、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发展生产、共同致富中促进社会和谐,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发展生产、共同致富,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三,因为社会和谐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特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它与旧社会的不同是这两对矛盾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而且相适应是基本的。应该讲,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点的分析是科学的正确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制度调节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第四,因为社会和谐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尤其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第五,因为社会和谐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和”的传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不仅能够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能够增强社会主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建设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这也决定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在此,有两点必须强调说明。

第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相联系,但不等于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更不能按照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推进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沉痛历史教训的。今天,我们在论证和谐社会理论时,已经注意到社会和谐不仅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美好图景。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已经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社会模式。比如,傅立叶把他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欧文把他在美国实验的共产主义公社称作“新和谐公社”,魏特林的著作题目就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恰恰对于他们“提倡社会和谐”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这可以以《共产党宣言》为证。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消灭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要求更高,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由此决定了两点,一是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今天我们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未来的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现实表现。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立足社会主义的现实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能超越这个现实而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才能进一步厘清我们以往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的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平均主义、急于求成等一系列重大错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二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它们各有自己的规定性,又相互联系,要通过各方面建设全面推进、相互协调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在前面说过,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又包含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内涵,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讲,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是社会属性的外在表现。正如一个具体的事物具有多种属性一样,一个具体的社会也会有多种社会属性,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在形式逻辑中,事物的属性各有自己的规定性,相互区别,相互并列。辩证逻辑则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属性虽然各有自己的规定性,但同时它们之间也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使事物成为一个由多种属性构成的有机的整体。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还指出,要真正认识事物,不仅要把握并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而且要从事物的发展来考察事物,更要从人们在实践中对这一事物的需要来确定我们要考察的属性。而当我们根据实践需要考察事物这一属性的时候,就会看到事物其他属性相对它来说都是其从属的属性。根据辩证逻辑的这一属性理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住它所具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属性,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社会属性都会在实践中发展变化,而当我们根据实践的需要重点考察“社会和谐”这一属性的时候,则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并不是完全割裂的,相反还要通过这些属性来实现社会和谐。因此,从这些社会属性各有其规定性而言,它们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从这些社会属性是相互联系的而言,实践所重点考察的社会属性与其他社会属性之间又是包含的关系。在我们今天重点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要实现这一本质属性,还要靠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来努力。

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记 者:我们注意到,《决定》不仅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且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提法,同以往的提法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时候,还深刻地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请您谈谈这一科学论断是怎样形成的。

李君如:党中央提出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是有充实的历史根据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第一,我们在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就探索过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剥削阶级还存在,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我们在50年代初就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比如新旧政权更替之际,我们党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百废待兴、百乱待治,而且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差别,我们党又制定了照顾“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努力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路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又促进了社会各个阶级的和谐相处和社会稳定。在提出和贯彻“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党又制定了包括“和平赎买”政策在内的各项正确政策,史无前例地在社会和谐的氛围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些经验都极其珍贵。

第二,我们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进一步探索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在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我国,虽然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但是社会矛盾包括社会基本矛盾并没有因此而自行消失。我们党不仅正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比如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初,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接着,又提出了繁荣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双百方针”。1957年初,还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包括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更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方法论。

第三,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自觉地开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制定并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并实施了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一整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并且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探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关系的方针和途径,积累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珍贵的新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和谐”问题写进党代会文件,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更加自觉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党在这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动情况,统筹解决面临的复杂矛盾和突发事件,深入思考和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总要求和当前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

记 者:根据“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这一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到2020年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请问,制定这样的目标和任务的依据是什么?

李君如: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现阶段即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的依据,主要是综合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定位。

一是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间定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社会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势必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的长期任务,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一般地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不仅要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期性,而且要从现阶段党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出发,给予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正确的时间定位。这里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同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联系,确定到本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二是同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相联系,确定到2020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三是同“十一五”规划相联系,确定到2010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党中央经过研究,确定了到2020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从而使得我们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并能实现的前进方向。

二是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空间定位。我们现在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作为社会建设的任务提出来的。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范畴,在社会科学中,“社会”既可以是同“自然”相对应的范畴,也可以是同“个人”与“国家”相区别的范畴。前者是广义的社会,又称为“大社会”,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狭义的社会,又称为“小社会”,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正因为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别,所以就有一个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空间定位。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具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二十八个字六方面总要求的社会。构建这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狭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是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建设,主要指的是发展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加强社会治理等。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如何定位?我们注意到,党中央在确定到2020年奋斗目标的时候,坚持以“大社会”的和谐为指导,以“小社会”的和谐为重点,努力在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变化和实惠。这有助于增强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信心。

三是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定位。明确了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以后,还要对当前特别需要引起深刻注意的经济社会矛盾进行分类,明确我们到2020年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而又有条件解决的矛盾应该先解决;对于那些人民群众要求解决而一时难以解决的矛盾也要给大家一个希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由社会变动所伴生并已招致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强烈不满的甚至引起公愤的问题。特别是权力致富、贪污腐败、非法牟利、黑社会和恶势力等。这些问题不需要多少物质条件就可以解决,必须下决心给予解决。二是由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人民生活中业已引起广泛关切的紧迫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失地问题,失业、下岗和社会保障问题,“看病贵、看病难”和“上学贵、上学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具备一定的或较好的条件,关键是要给以更大的关注,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带基本性,并将在长时期发生深刻影响的重大矛盾。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等等。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全面解决,但也要千方百计加以缓解。因此,如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我们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当然,这些问题从更深层次上看,实质上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因此,解决上述矛盾的总思路应该是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及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由之路的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大原则。

正是在综合这三个方面定位的基础上,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现阶段即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记 者:前面您详细分析了党中央提出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科学理论根据、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充实的历史根据及深远的历史意义。最后,请您简要谈谈其现实意义。

李君如:我们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从最为现实的意义上说,是因为这一战略决策为我们正确处理当前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矛盾,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对策。

我们都知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是形而上学的;不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特点出发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也是形而上学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样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使得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再次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像过去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都看做是严重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开展鼓动群众情绪的无谓争论,自乱阵脚而又解决不了问题;另一种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解决社会矛盾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清醒分析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形成社会全体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前一种思路是开展阶级斗争的思路,后一种思路是推动社会和谐的思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积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选择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路。这是我们党从今天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新思路。讲创新,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果,这就是重大的新成果。

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只有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这一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才能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更好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只要我们按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真正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建设两个轮子一起转动,就一定能够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实现我们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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