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先：强烈冲击下的中东新变局

美国人常说，“‘9·11’事件改变了世界”，显然这种说法过于夸张。“9·11”事件没有改变世界，但“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又由于美国的改变而使中东处于急剧变动之中。“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中伊拉克战争对中东的冲击是直接的和巨大的。

100多年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的地区之一，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实际上又是中东各种复杂矛盾的交汇点：它的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境内库尔德人问题严重；宗教矛盾复杂；处于“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突厥人的前线”；在阿以冲突中占据突出地位（以色列在伊战前把萨达姆的伊拉克视为最大威胁）。因此，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打在了中东的“痛点”上，使中东地区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多事之秋。目前，中东局势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长期存在于美国和中东国家政权间的“战略默契”被打破，美国公开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使该地区国家个个自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长期在中东扶植亲美政权。在“9·11”前，美国对中东国家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亲美和愿意维护美国的中东利益，这些国家实行什么制度无关紧要。有人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东推行了近60年所谓“伊斯兰民主例外”政策。在此政策下，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按照西方观念显然不符合民主标准的国家因亲美而受到美国的保护。但是，“9·11”事件彻底打破了这种“原有的框架”，19名劫机犯中有15名来自美国在中东最可靠的盟国之一———沙特阿拉伯，美国人不能再容忍了。

其实，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2002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就大谈所谓“中东民主化改造”的战略。布什政府认为，伊斯兰世界缺少民主是酿成“9·11”这种悲剧的主要原因，因此推行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将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本武器，改造中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势在必行。当然这种改造是分层次的：对一些国家，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要用军事手段、先发制人强行更迭政权；对伊朗、叙利亚等国，要通过军事威胁和各种制裁以最终达到更迭政权的目的；而对大多数中东国家，包括“长期铁杆亲美”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则要通过综合性的改造使之走上西方化的民主之路。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说得更清楚了，“包括沙特、埃及等都必须拥抱民主”。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推出意味着“中东国家的统治者们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这不能不给中东造成巨大的冲击。原定于今年3月在突尼斯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即因各成员国对“民主化”莫衷一是而险些流产，虽然延迟数月后勉强召开，但终因“分歧巨大”不欢而散。“阿拉伯世界如何改革”以及改革、改造产生的激烈震荡将是该地区国家正在或将要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东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主战场。伊拉克战争显示，美国全球反恐的核心和重心放在了中东，中东地区自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全球反恐的主战场。伊拉克战后，中东除了原有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暴力和恐怖活动高发地之外，又出现了多个新的“恐怖中心”，如战后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摩洛哥等等。伊拉克战后，中东地区民间反美情绪空前高涨，为当地宗教极端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美国和一些当地亲美政权之间的长期“战略默契”被打破，过去当地亲美政权和本国或本地区激进伊斯兰组织之间的“战略默契”也被打破。那种“只要你不威胁我的统治（特别是在一些君权国家），我对你的所作所为可以不过问”的默契已经难以为继。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9·11”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认真反恐，引起恐怖分子激烈反弹，国内恐怖爆炸事件不断，局势动荡。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的情报机构已将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政权列入了高危政权的行列。

第三，中东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强烈冲击。伊拉克战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是一个“群雄并列”的状态，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或凭借“块头大”、或凭借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或凭借重要的石油资源优势在该地区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并构成该地区地缘政治上的平衡。但伊拉克战争后，这种局面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地区大国原有的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埃及、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在伊拉克战争后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因为美国在中东树立了一个新的“铁杆盟国”，即未来的伊拉克（所谓“民主化样板”）。萨达姆倒台后，伊朗、叙利亚等国还直接面临军事威胁。

由于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伊战后中东国家为求自保，相互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地区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令人眼花缭乱：埃及和伊朗是20多年的宿敌，居然实现了两国首脑的会面；过去沙特阿拉伯视伊朗为巨大威胁，而现在双方间的关系也出现明显改善；土耳其和叙利亚因边界纠纷而长期不睦，但伊战后叙利亚总统竟破天荒地访问了安卡拉。实际上，这都是在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后，地区大国各自寻找出路的典型表现。

第四，中东和平进程变得更加遥不可及。“9·11”后，美国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反恐战争，以色列乘机搭乘美国的反恐战车，于2002年初开始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定点围困”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官邸中，以巴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谈判从此中断。去年年底以来，以色列改弦更张提出“单边行动计划”，事实上抛弃了“奥斯陆协议”框定的以巴和平进程，使阿以和解之路更加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