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教授谈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史安斌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宾州大学比较文化学博士，在明尼苏达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等。我们在做完这组“扫描，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题目的时候，史安斌教授又接受了我刊记者的专访，他从专业角度清晰地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下面做些摘录：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一位一直关注中国传播领域的专家，据说您参加了所有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并以精采的授课受到了学员的欢迎，这些培训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史安斌（以下简称史）：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历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对象涉及中央和各省市的新闻发言人和相关的负责人。国务院新闻办人事局汪兴明局长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共同设计了培训班的课程框架。根据他们的要求和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讲授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全球传播时代从宣传到传播的理念转换；第二、介绍美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以及新闻发布会的运作；第三、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技巧。

我个人认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的确立与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是相契合的，也适应了全球传播的时代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各省市，我和其他老师的授课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和学者，能够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所得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另一方面，这些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培训，课后还通过各种方式虚心求教，这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在培训班中，您感觉对学员触动大的案例有哪些？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从中取得了哪些明显的进步？

史：案例教学是我和其他老师采用的主要方法。我们通过案例的分析，让学员们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念，拓宽他们的思路，从而更有效地面对媒体。

北京市政府在SARS期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杨回答周正毅案等敏感问题、南京市政府发言人徐宁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本土的案例是我在教学中经常采用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有关《网络安全保护法案》的新闻发布会、健康与公共服务部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有关炭疽热的新闻发布会等海外的案例也是学员们较为感兴趣的。这些案例都较好地体现了“突出新闻性”、“以我为主”、“人性化传播”等新闻发布的基本原则。

通过教学，我感到大多数学员在以下两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第一、他们逐渐淡化了固有的“官员意识”，而强化了新闻传播的职能，从而完成了由政府官员向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转换。例如，他们抛开了以往的长篇大论、面面俱到的信息发布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总结”式，而有意识地挖掘新闻点，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信息，很好地贯彻了人际传播中的“三十秒＋九十个字＋六年级水平”的原则。第二、他们明确了与政府与媒体的角色和关系定位，从而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来面对媒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曾经碰到过有的政府官员面对记者提出的具有挑衅性的问题要么以“无可奉告”搪塞，要么对记者大光其火、反唇相讥或拂袖而去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培训，能够让政府官员进一步了解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他们善待记者，树立政府部门的“以民为本”的良好形象。

记：从2003年9月22日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始至今已走过了近一年的历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培训新闻发言人，您认为当前培训班的培训内容能否满足新闻发言人的需要？

史：目前参加培训班授课的专家学者，既有国务院新闻办的主管领导，也有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还有实践经验丰富的业界人士，应该说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满足了这些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的需求。

与西方的做法不同，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从官员直接转换而来。虽然他们是所在部门的领导和行家里手，但普遍缺乏对新闻媒体的了解以及直面媒体的经验和技巧，鲜有机会接触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新兴学科的理论。因此，目前的培训把重点放在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应对媒体的实务方面，我个人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为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目前培训内容的一个缺陷是本土化的程度不够。就我个人的教学来说，绝大多数的理念和案例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我一直跟各位学员强调这一点，提醒他们要在各自的实践中加以“扬弃”，避免产生“淮橘为枳”的效应。随着我国新闻发布制度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我将努力在今后的教学和研究中充实本土的案例，提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可操作性的理念，让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点当然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记：有些业内人士认为，要想尽快促进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建设，仅对新闻发言人进行技巧和技能的培训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构建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技巧是我们培训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把新闻传播学的有关理念融入到培训当中，旨在帮助学员完成从政府官员到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转换，以及从宣传到传播的理念转换，在全球传播时代，媒体既非政府的朋友，也非政府的对手，更不是政府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六个字：积极合作、讲求策略、维护利益，实现双赢。

我国许多政府官员对新闻媒体（包括西方媒体）缺乏一个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因此有“防火防盗防记者”之说。我们的培训正是以此为突破口，构建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专业化、规范化的合作关系，促进中央所倡导的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传播权，这也是我们所进行的培训工作的要旨所在。

诚然，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发布会的运作需要相当程度的策略和技巧，这对于参加培训的学员来说是必需的。但我本人认为，策略和技巧一定要有合适的理念作为保障。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只讲技巧，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只讲理念而忽视技巧，也失去了培训的本义，我们面对的是即将上岗的新闻发言人，而不是进行学术讨论的专家学者。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政府和媒体之间建设性的关系作为保障，而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政府和媒体都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我们所进行的培训工作就是其中一项。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虽然我是以教员的身份参与了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但在与学员的交流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在中国现有的行政体系下为新闻发言人定位？如何使新闻发言人在我国现有的多样化的媒体生态下发挥作用等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有关新闻发言人的学术研究和培训工作有助于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从而使这门学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安斌教授还对下面一个案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比如，美国宾州政府发言人做了一个有关出台《网络隐私保护法案》的新闻发布提纲。初稿开头为：“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网络安全保护法案》的一些情况”。史安斌认为这样的开头过于直白，不能引起听众的注意力。他建议改为：大家在上网购物时一定担心过自己的信用卡会不会被盗用，这才有了现在这个《网络隐私保护方案》。这样能从听众亲身体验入手，唤起注意。或者改为：你愿意让一个陌生人把你的信用记录从头到尾看一遍吗？作为政府职员，我们更担心州政府的预算报表被人窜改。因此，有必要出台这个《网络隐私保护方案》。史安斌教授认为这样用提问的方式开场，容易吸引观众注意力；而且还能由个人体验引申到政府工作。（责编/雪 石、雷向晴；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