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2）

重新界定权利的中国路径

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科斯的分析仅仅提供了如下启示，即可以把降低相关成本看做是理解制度与组织演化的基本线索。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困难既然是过大的国家超级公司和过高的组织成本，那么只有降低这些费用才能增加经济竞争力。改革的方向由此确定，那就是从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向着“市场的海洋”那个方向走。这也是所谓“市场化改革”战略的由来。为此，必须重新界定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边界，即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问题是，在铁板一块、一切归公的制度下，究竟如何迈开重新界定权利的实际步伐？

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人们发现，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实也是一套权利界定，即关于人们可以怎样行为、不可以怎样行为的一套制度规范。在改革形势的逼迫下，这套权利体系被重新界定。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市场经济就大规模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

据作者观察，中国重新界定产权是分层次推进的。第一个层面，是把原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公有经济，推入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然后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将国有或集体的资源经由承包合约交付给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去使用和经营。最后，再规范承包合约，改善收入分配。这就使得庞大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合约重建起个人的权利空间，激励并约束他们努力生产。大量形形色色的农业承包与工商业承包，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重新界定。

第二个层面，是把公有资源的私人使用权进一步发展成转让权，以利于资源更有效地重组。这是从全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关键。中国的产权改革，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这个层面，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就出现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允许人们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了人们合法拥有其自身的劳动能力、工作能力，也就是拥有天然属于他本人的人力资产。允许公有制下的个人承包，承认私人承包所获得的合法收入，并允许把承包所得再转化为私人所有的财产，就是承认人们经营能力资产的权利。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中国重新承认了私人创办民营企业的权利。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天中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GDP的半壁江山、提供了就业总量的75%和税收的40%，离开对私人创办企业的权利承认、保护与引导，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最后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承包而来、转让而来，或者新建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放到一个市场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股份制企业。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是现代的股份制经济却可以以私产为基础，通过形形色色的市场合约形成新的“公司”。这也是集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倘若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资本市场就无从谈起，中国公司也就无从利用境外的资本。

经过以上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财产权利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的组织，以适应多种经济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公有制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曾经生长出形形色色的私人产权的萌芽，也提供过不少可以解轻贫困、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办法。但是，只有当“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路线对头，愿意从底层的探索行动吸取调整政策、变化制度的力量时，各地的自发努力才有机会汇成制度变迁的伟大力量。1978年中国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组织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 人们才可能去想：中国人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根本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本本，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多么有力量，效果不好就必须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

从改革的方法看，中国鼓励底层的、地方的改革、探索与试验，有了成果先给予地方性的合法承认，然后把地方经验“合成”为中央政策，再不断根据政策的实施效果宣布“政策不变”和“长期不变”，最后水到渠成，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条“中国路径”。它发挥了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不平衡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顾及到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所必须要的程序合理性与法律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