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4）

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时候，对此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开放与卷入，二次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难以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发生一系列“失衡”的背景。

基本的冲击来自两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产品与服务，集合到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前所没有的替代和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显著改善了自己的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受到冲击。我们知道，下调已经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准，对哪个国家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贸易摩擦与投资转移，不断要求发达国家强制地完成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宏观上，美元既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因为中国等国深度卷入全球化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战后确定的美元秩序包含着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增加，美元的币值稳定就越不可能维持。 其实，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就不断激化。过去几十年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的重大调整，包括美元结束金本位、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与竞争等等，就反映了战后全球货币制度包含了内生的麻烦。中国、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的卷入，不过使全球货币框架面对的新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有必要指出，上述两个冲击点互相交汇。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百万，不是千万，而是数亿。加上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等国，新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老力高达数十亿。这巨量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的薪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今天，他们在开放条件下正不断改善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并正与发达国家的产品与服务在同一市场上竞争！如此释放出来的巨大比较优势，是当今全球贸易失衡的基础。而全球的贸易失衡，恰恰又不断加重着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沉重负担。即便美国“很乐意”承受那样的重负，经由新兴国家巨额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再转为对美国巨大的借贷和投资，终究“钱淹美国”，在超低息的流动性泛滥的环境里，最后出人意外地由次贷引爆了一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我相信，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性的视角。否则，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完善”中得到说明。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 而新兴国家则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基础。其二是重塑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础。这方面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区域货币（特别是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在竞争中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高举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看来都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单独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对重塑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