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3）

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206亿美元，居世界22位；2007年达2.17万亿美元，占全球第三位。仅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转变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

中国凭什么迅速提升自己的全球竞争力？流行的认识是认为她拥有巨量的廉价劳力。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2002年美国的一项比较劳动力成本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仅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3%。 这似乎也找到了让欧美日工商业竞争对手颇为畏惧的“中国价格（China’s price）”的根源。

问题是，用廉价劳力要素解释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遇到了令论者尴尬的反例。从全球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国家和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升？从中国国内看，沿海发达地区是“中国制造”第一个大本营，可是那里的要素之价，比广大内地的要素成本更高。纵向对比，改革早期的中国劳力比今天更为低廉，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制造”连一点动静也没有？

要解开以上悖论，我认为最关键的只有一点：生产要素总要经过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才能转变为现实的产品与服务。如果要素的成本非常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这是基于常识的分析。以著名的比较优势定律为例，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比如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通常被看作各国比较优势的源泉。不过在运用的时候，要假定在竞争中互相比较的经济彼此开放，产品和要素的贸易和流动没有障碍。要是经济不开放，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高到使交易不得发生，各国可比较的“优势”就被歪曲了。因此，“制度运行的成本”的降低， 为理解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提供了真正可靠的基础。

以制度变量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洞如观火。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经济组织的运转成本，才激发了人们劳动、工作、管理、创业的热情，才鼓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幅度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提升了中国产品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