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859年10月20日于巴黎

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就其要点而言，不过是维拉弗兰卡协定[350]各条款的翻版。由于有关最后和约的谈判所占的时间几乎比在曼都亚城下突然停止的军事行动的时间长一倍，因此有很多轻信的人便以为，和平缔造者们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路易·波拿巴的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秘密计划。他们说，波拿巴想给意大利人充分的行动自由，即允许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在意大利的统一巩固起来之后，这位法国解放者能够轻易地摆脱他向弗兰茨·约瑟夫所作的令人悔恨的让步和承担的义务而诉诸最高的力量，即诉诸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力量。政治协定也不能摆脱私人契约可能遇到的那种偶然事件的影响，按照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的规定，一旦受到force  majeure [351]的阻挠，这种契约应予废除。持这种见解的人又一次暴露了他们不仅对他们心爱英雄的性格无知得可怜，而且对于从“红衣主教”[注：黎塞留。——编者注]到十二月英雄[49]以及从执政内阁的“恶棍”到1848年的“蓝色分子”[352]的法国的传统外交也无知得可怜。这种传统外交的第一条原则是：法国的首要义务是不允许在它的周围成立强大的国家，因而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反统一的宪法。闵斯德和约和康波福米奥和[353]约都是在这同一政策的指使下缔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的苏黎世谈判所追求的真正目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如果路易·波拿巴企图在7月初，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军队正陶醉于胜利、意大利人民正热情澎湃、法国正妄诞地以为自己在家里忍受奴役是为了把自由赋予其他民族，并以此安慰自己受了很大委屈的自尊心的时候，来实现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件，那末，这位荷兰的僭位者就会助长狂暴的敌对势力的气焰，而同这种势力作斗争要比攻破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的坚固堡垒困难得多。这样他也许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军队，也许就会促使意大利行动起来，而且很可能就会为巴黎起义发出信号。要从为了适应当时情况而演出的崇高的传奇剧转到事先设下的骗局的细枝末节上去，除了时间之外，再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法军仍驻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但是它已经从解放军变成占领军了，而且它和当地居民的日常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因为，像常见的那样，密切的接触产生了厌恶感。从法国方面来讲，它已从短暂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它对出现欧洲同盟这个危险感到震惊，它在反复思虑：它丧失了旧的军队同时又欠下了新的国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对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的不可信。至于意大利本身，它的状况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官方的声明来判断。我们看到加里波第不能筹出钱来替他的志愿军购买武器[354]，我们看到这支军队本身的力量和独立战争[355]期间汇集在普鲁士（当时它的领土比伦巴第小得多）旗帜下的广大群众比较起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

马志尼本人在给维克多-艾曼努尔的信中[356]承认，全民族的热情的洪流正迅速地在各省的水洼里冻结起来，恢复原状的条件正迅速成熟中。诚然，在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和约之间的沉闷的间歇期间，在各公国和罗曼尼亚上演了好几出由皮蒙特一手导演的、场面很大的官方把戏；尽管全欧洲的所有下等楼座上纷纷响起了掌声，但是这些政治魔术家所玩的把戏只是对自己的隐蔽的敌人有利。托斯卡纳、摩地那、帕尔马和罗曼尼亚的居民被允许建立临时政府，把他们的逃跑的统治者的矮小的宝座掀倒，并宣布维克多-艾曼努尔为re  eletto〔选举的国王〕。但同时，他们接到了严格的训示：应满足于这些表面成就，要恭顺，其余一切都应听从打算在苏黎世决定他们的命运并对热情的奇想、人民激情的迸发和一切allures  révolutionaires〔革命的越轨行为〕特别不满的法国太上皇的旨意。他们不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而应寄托在自己的品行端正上，不应寄托在自己的力量强大上，而应寄托在外国暴君的仁慈上。就是把一份地产从一个所有者手中转交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也不会像中意大利从外国的枷锁下转到民族自治那样平静了。在内政方面什么也没有改变，人民运动被完全镇压下去了，出版自由被取缔了，也许，看起来在欧洲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而收获了革命的果实。由于这一切，意大利的政治气氛大大地消沉下来了，以致路易·波拿巴能够提出他事先拟就的决议，而任凭意大利人去发泄他们无力的愤慨。一支法军驻扎在罗马，另一支法军驻扎在伦巴第，一支奥军从提罗耳高地进行威胁，另一支奥军占据着四边形要塞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在皮蒙特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抑制了人民的热情的情况下，意大利目前没有多少希望了。至于苏黎世和约本身，我们特别注意条约初稿[357]中所没有的两个条款。由于第一个条款，撒丁担负了25000万法郎的债务，其中一部分应偿付给弗兰茨·约瑟夫，一部分是由于伦巴第—威尼斯银行的五分之三的债务转到它的身上而来的。除了在克里木远征和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期间举借的债款（路易·波拿巴在几天前提出的一笔数目不大的作为武装保护费的期票还不算在内）而外，再加上25000万法郎的新债款，撒丁在财政繁荣方面很快就会处于和它所憎恶的仇敌相等的水平。我们所提到的另一个条款规定：

“没有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意大利各个独立国的疆界如需更动，必须征得参加建立这些国家并保障它们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同时“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君主们的权利则由崇高的缔约国专门予以规定。”

这样，扮演完了分配给它们的角色的各意大利临时政府现在被极轻蔑地忽视了，而被它们抑制在那样寻常的消极状态下的居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到维也纳条约缔造者的大门口去乞求施舍。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0月20日

载于1859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8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50]1859年10月16日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奥地利、法国和撒丁参加的会议，以拟定最后和约的条款；同年11月10日签订了和约。略加修改的维拉弗兰卡初步条约（见注245）的条款成了苏黎世和约的基础。苏黎世条约由三个单独的外交文件组成，即奥法条约、法撒关于把伦巴第转交给撒丁的条约以及奥法撒共同条约。——第592页。

[351]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见注234。

Force  majeure（无法抗拒的力量，无法预见的情况）——从拿破仑法典第1148条中摘引出来的说法，这一条宣称：“如果由于无法预见的情况或偶然事件妨碍了债务人，使他不能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或者做了禁止他做的事情，不得向其追索任何赔偿。”——第592页。

[49]指拿破仑第三。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间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第182、196、307、435、501、543、592页。

[352]执政内阁（由五个执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1794年雅各宾派革命专政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在1799年波拿巴政变以前，执政内阁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848年“蓝色分子”是对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称呼，以区别于“红色分子”（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所谓山岳派）和“白色分子”（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君主主义者）。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蓝色分子”的专政是在1848年6月镇压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个专政存在到同年12月总统选举时为止。——第592页。

[353]闵斯德和约（1648年10月）是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历史上总称为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约之一。这个条约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和德国各邦诸侯一方同法国一方之间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法国获得了亚尔萨斯（不包括斯特拉斯堡），法国对麦茨、土尔、凡尔登等三个主教管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德国各邦诸侯被承认为独立的君主，他们有权签订对外政治条约和协定而不受德国皇帝的干预。闵斯德和约促进了德意志帝国的进一步削弱和法国在中欧和西欧的优势地位的巩固。

关于康波福米奥和约见注223。——第593页。

[354]由于害怕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剧，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在同奥地利作战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限制受到人民支持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行动，使他们处于最不利的条件下。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之后，加里波第建议继续对奥地利人进行斗争，但是1859年11月，志愿军在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坚持下被解散了。——第593页。

[355]指1813—1815年普鲁士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第593页。

[356]指马志尼于1859年9月16日写给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信。他在信中建议国王出来领导解放全意大利的斗争，在加里波第的帮助下发动意大利南部起来斗争，并组织向罗马进军。马志尼的信没有获得结果。——第594页。

[357]指维拉弗兰卡初步条约。——第59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