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贸易

对华贸易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358]。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我们现在可以援引题为“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359]的蓝皮书。

每当亚洲各国的任何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要与假定需要——这种假定需要，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以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为根据而推算的——不相符时，商人们由于切望扩大交换范围，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拚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的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认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属正当的主要借口。额尔金勋爵的蒙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没有成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谬见。

蓝皮书中附有1852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契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引录如下的一段：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附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而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正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米契尔先生承认，自从1842年条约[360]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与鸦片相交换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地发展了。但甚至对于这种贸易，他还补充说：

“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率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假想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1850年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1844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75万英镑。”

1842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申报价值（金镑）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棉织品

毛织品

其它商品

1001283

370878

164948

1020915

404797

148433

1598829

373399

189040

1905321

434616

163662

1408433

203875

137289

640820

156959

202937

883985

134070

259889

1544235

268642

403246

1731909

286852

431221

共计

1537109

1574145

2161268

2503599

1749597

1000716

1277944

2216123

2449982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契尔说1843年达175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十七分之十。米契尔先生首先用一些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什么东西的理由来解释这惊人的事实。他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缺乏需要以及对于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乃是文明贸易在一切新市场上都会遇到的障碍。至于说到斜纹布的厚密和结实这一点，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主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但是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1844年，米契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契尔先生的话吧：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于当他溯航扬子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契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中

载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58]指卡·马克思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21—626页）一文。——第601页。

[359]见注334。——第601页。

[360]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见注339）结束后英国殖民者于1842年8月29日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规定，为英国对华贸易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把香港一岛割让给英国作为“永久的属地”，中国必须付出巨额赔款，实行对英国人有利的新关税税率。1843年10月8日签订了虎门附约，对外国人作了新的让步：外国人有权在开放的商埠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即外国臣民不受中国法庭的审讯，实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即英国可以机械地获得其他大国从中国得到的特权。——第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