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26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26日)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伦敦

1852年1月2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472]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

因为恩格斯和维尔特没有把我给他们寄去的你的第一首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的抄件寄回来，所以我昨天只能给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朗诵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他达到他所特有的那种狂喜的状态。

至于我们的朋友艾布纳尔[473]，他肯定收到了皮佩尔的信。最好的证据是：皮佩尔有他的复信。并且皮佩尔最近又给他寄去一封长信，向他说明我不写信是由于身体不适。

我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一封约有三十行字的信。他问为什么这样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回答很简单。我往科伦寄了几乎半印张的信，结果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廖廖数行，而且根本不答复我的问题；例如，关于丹尼尔斯的健康状况等等只字未提。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从曼彻斯特一寄回来，你就可以收到它。恩格斯为英国报纸写文章必须利用它。这张废纸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检察院鉴于——要特别注意！——“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没有起诉的根据”，决定重新开始侦查。[474]这样，根据荒谬的臆断，你首先得坐九个月牢；然后发现，你坐牢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最后：你必须坐到侦查员能够为诉讼提出“客观的犯罪构成”为止，如果“客观的犯罪构成”找不到，你就得在监牢里吃苦头。

这种无耻的胆怯是难以想象的。主要的罪责落到一言不发的可怜的“报刊”头上。《科伦日报》、《国民报》和《布勒斯劳报》还登了几篇文章——而科伦检察院未必敢冒这样的危险。但是这些民主派和自由派畜生们正在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次被清除而欢呼。当泰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恶棍同警察当局和法庭发生冲突时，难道我们没有出来为他们讲话吗？[475]曾经受到贝克尔的提挈和毕尔格尔斯的庇护[注：文字游戏：《Becker》（贝克尔）是姓，和《hat  gebacken》（“烘烤”，转义是“提挈”）的词根相近；《Bürgers》（毕尔格尔斯）是姓，和《hat  geborgen》（“庇护”）的词根相近。——编者注]的金克尔，在他的用美国钱喂养起来的《石印通讯》上从来没有为了报答这一点而提到他们。真是流氓！

如果我知道科伦某个可靠的资产者的地址，我就写信给丹尼尔斯夫人，使她对政局多少放心一些。从皮佩尔告诉我的情况可以看出，反革命的每个胜利都被“勇敢的市民们”用来使她担惊受怕和忧虑烦恼。

附上燕妮小姐给沃尔弗干格先生的便条[注：马克思的女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的便条。——编者注]。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注释：

[472]指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23日致魏德迈的诗笺二。下面谈到的那部分诗，是献给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提安·安徒生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弗莱里格拉特不再打算把诗中附加的这一节寄给魏德迈。——第483页。

[473]弗莱里格拉特在1852年1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了一段他前一天收到的艾布纳尔（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这是在后来很久才弄清楚的，马克思及其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的信。艾布纳尔在他的信中表示对马克思和皮佩尔不写信感到惊奇，并答应同出版商勒文塔尔商讨关于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条件问题。——第484页。

[474]指检察院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案件的决定（关于科伦案件的详细情况见注7）。——第484页。

[475]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2—169页），该文发表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484、48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