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9月16、17、18日此间（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经济学家、工业家、商人一类人物的会议，讨论自由贸易的问题。出席的各国代表约有150名左右。英国自由贸易派出席会议的有：包林博士（议员）、汤普逊上校（议员）、尤尔特先生（议员）、布朗先生（议员）、“经济学家”杂志[124]编辑詹姆斯·威尔逊等。从法国来的代表有沃洛夫斯基先生（法学教授）、布朗基先生（众议院议员、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政治经济学史等著作）、奥拉斯·萨伊先生（著名经济学家之子）、沙·杜诺瓦耶先生（枢密顾问官，著有许多关于政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等。德国的自由贸易派一个人也没有派来，而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则派有代表出席。马德里的拉蒙·德·拉·萨格拉先生准备前来，但到得很晚。不用说，大批比利时自由贸易派也出席了会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于是，学术界的名流就汇聚一堂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由贸易是否将造福于全人类？您大概会以为在这样一个出色的会议上进行的辩论，经济学界头等名人之间的争辩一定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您大概会以为象包林博士、汤普逊上校、布朗基和杜诺瓦耶这样的人物一定会发表异常高明的议论，提出异常有力的论据，从全新的异乎寻常的角度来论述一切问题。先生啊！要是您出席了这次会议的话，您一定大失所望。用不了一个钟头，您的美妙的希望和天真的幻想就会化为乌有。我参加过无数次公开的集会和讨论。在我住在英国的期间，我曾不下千百次听到反谷物法同盟的信徒们滔滔不绝地提出他们的论据，可是从来也没有，我担保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令人头痛而且还讲得非常得意的废话。我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失望过。这个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根本不配叫做讨论，简直是茶楼酒肆中的乱扯。这些学术界巨子根本没有敢深入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我不来向您转述头两天会上所有那些陈词滥调。取两三份“同盟”或“曼彻斯特卫报”[125]来看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两天会上的全部发言。或许沃洛夫斯基先生讲的几句听来满有理的名言在报上找不到，可是他那些话都是从巴师夏先生（法国自由贸易派领袖）的“经济学的诡辩”那本小册子上剽窃来的。自由贸易派没有预料到除里廷豪森先生（德国的保护关税派，总的说来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之外会有谁反对他们。可是突然杜沙多先生（法国工业家、保护关税派）起来发言，保护自己的钱包，正象尤尔特先生和布朗先生保护自己的钱包一样。他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以致在辩论的第二天，许多代表，其中甚至也有自由贸易派，都承认他们在这场辩论中被击败了。可是他们在投票表决时进行了报复——决议自然几乎是一致通过的。
         第三天讨论了一个您的读者所感到兴趣的问题，即“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南郎卡郡的布朗先生（自由贸易派）用英语做了长篇的发言，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和威尔逊先生是唯一用英语发言的两个人，其他人全都讲法语；包林博士的法语讲得很好，汤普逊上校勉勉强强，尤尔特先生糟透了。布朗先生用一种很象英国国教牧师讲话的凄怆声调，把反谷物法同盟的一部分老教条重复了一阵。
         在他后面发言的是莱茵普鲁士的维尔特先生。你们大概知道这位先生，他是一个年轻的商人，写的诗很著名并且在全德国都享有盛誉。他在约克郡住过一些年头，亲眼看到过工人群众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他在那里的工人群众中间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知道他没有把他们忘掉将会很高兴。因为在会议全部发言中他的发言最能使您的读者感到兴趣，所以我想把它较详细地传达一下。他这样讲：
         “先生们！你们在讨论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你们宣称对这个阶级抱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对这一点我很高兴，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你们中间竟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代表！法国的有产阶级，这里有贵族来代表他们；英国的有产阶级，有几位议员来代表；比利时的有产阶级，有前内阁大臣来代表；连德国的有产阶级都有一位先生来代表，他非常忠实地给我们描述了那个国家的状况。然而我请问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哪里呢？我看不见他们；因此，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工人的利益来讲讲话。我冒昧地以工人的名义，首先是以那500万英国工人的名义向你们呼吁；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毕生最快乐的时光中的几年，我了解他们，我爱他们。（鼓掌）先生们，工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对他们的同情。到现在为止，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而是当做牛马看待，不，当做商品、当做机器看待；英国的工业家们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从来不说‘我们雇用工人若干’，而说‘人手若干’。有产阶级本着这一原则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当需要他们的时候使用他们，当从他们身上再也榨不出利润的时候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可见这些现代社会的贱民的状况是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请随便向哪里看一看吧：看看罗尼河的两岸，看看曼彻斯特、里子和北明翰的又脏又臭的小巷，看看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山坡土岗或者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你们到处都会看到同样面黄肌瘦、同样愁眉不展的人们，他们在徒劳地争取自己在文明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会场大为轰动）”
         接着，维尔特先生又说，在他看来保护关税制度实际上根本不保护工人，而自由贸易（他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这样告诉工人，尽管他自己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他一点也没有自由贸易派的那种幻想：似乎他们的制度付诸实行，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恰恰相反，实行自由贸易，即彻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则，一方面使资本家之间更加展开损人利己的竞争，可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间产生更加尖锐的竞争。彻底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比现在更多的工人。这种自由竞争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自由贸易派硬说实行了自由贸易制度这些可怕的动荡就会停止。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动荡来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可能，甚至毫无疑问，食品价格的降低起初会有利于工人，生产费用的降低会引起消费量的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一点好处很快就会变成灾难，工人们由于相互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饿受穷的生活水平。在提出了上述论据以及其他一些论据（显然这些论据对与会者说来是非常新颖的东西，因为他们听的时候都非常聚精会神，尽管“泰晤士报”记者傲慢地对这些话置之不理，他仅报之以无礼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讥讽，说这是“宪章主义的那一套老生常谈”）以后，维尔特先生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英国工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我是喜爱和敬重这个有智慧有毅力的阶级的。（鼓掌，有人喊“这是恭维话”。）我举些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在座的反谷物法同盟的先生们一直在徒劳地强求工人的支持。工人从来也没有忘记资本家是他们天生的敌人。他们记得同盟在1842年所挑起的骚动[126]，他们也记得企业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所进行的反抗。只是在1845年底，宪章派即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部分才和同盟进行了短时期的联合以便击溃他们的共同敌人——土地贵族。可是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而且工人也没有被科布顿、布莱特之流的虚伪诺言所欺骗，也并没有真的指望他们所说的什么面包减价、提高工资、保证就业等等空话会付诸实现。不，工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独自指靠本身的力量，建立由自己的领袖——不屈不挠的邓科布和菲格斯·奥康瑙尔领导的单独的政党。菲格斯·奥康瑙尔，尽管有人那样对他进行诽谤中伤（这时维尔特先生朝包林博士那边望了一眼，包林博士倏地颤动了一下），尽管有人那样对他进行诽谤中伤，可是过几个礼拜以后他就要和你们并排地坐到下院的席位上去了。我代表那千百万不相信自由贸易会为他们造出奇迹来的人们向你们呼吁，请你们想些别的办法来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状况吧。先生们！我是在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向你们呼吁。你们已经用不着惧怕全俄罗斯的皇帝了；你们也不怕哥萨克兵的侵袭；可是如果你们不当心一些的话，你们就有遭到自己的工人袭击的危险，而对你们说来他们比天下一切哥萨克兵都更可怕。先生们！工人不愿再听你们的那些漂亮话了，他们希望你们做出事实来。而且你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异。工人非常清楚地记得，在1830年和1831年，当他们在伦敦替你们争取改革法案的时候，当他们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大街上替你们打仗的时候，你们向他们频送秋波，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赞不绝口；可是几年以后，当他们要求面包的时候，你们却饷以刺刀和霰弹。（有人喊“噢！没有，没有！”有人喊“有的，有的！在比桑歇，在里昂！”[127]）所以我再说一遍：你们要实行你们的自由贸易，那就实行好了；但是同时你们也要想一些别的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否则你们将会悔之不及的。（掌声雷动）”
         维尔特先生讲完以后，包林博士立刻针对着他的话发言。
         他说：“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刚才发言的那位可敬的代表不是由英国工人选出来代表他们出席这次会议的。根本不是，在代表工人这一件事上，英国人民照例总是把全权委托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声明，我们才是他们的真正代表。”
         接着，他就把自由贸易的好处描绘了一番，他提出的证明是，自从去年实行新关税率以来，英国食品输入量有所增加。输入了多少鸡蛋，多少百磅的黄油、干酪、火腿、咸肉，多少头牲畜等等，除去英国工人谁能吃掉这许多东西？可是包林根本忘记告诉我们英国自从容许外国竞争以来这些东西减产了多少。在他看来，输入量增长是消费量增长的绝对证明，他认为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他一字也没有提起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里子的那些流浪街头，找不到工作的工人，象那些工人哪里有钱来消受这种想象中的消费增长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工人不做工主人就会把鸡蛋、黄油、干酪、火腿和肉白白送给他们。他一字也没有提起当前工商业中的停滞现象，而所有的报纸都把这种停滞称为真正空前的停滞。他好象不知道自由贸易派的一切预言同他们的措施付诸实施以后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对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相反地，他把他们现在的悲惨状况描绘成所能希望的最快乐、最幸福、最安定的生活。
         现在让英国工人自己来决定这两个人之中谁是他们的代表吧。随后又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讲了各种各样的题目，什么事情都谈到了，只是没有谈到提出讨论的那个问题。拜尔法斯特（？）选区议员麦克亚当先生大谈爱尔兰的纺麻业，无尽无休地讲个不停，他的统计数字几乎要了在座人的命。荷兰教授阿凯斯戴克先生讲什么古老的荷兰、年轻的荷兰、列日大学、沃尔波尔和德·维特。万－德－卡斯泰尔先生讲的是法国、比利时和内阁。柏林的阿斯海尔先生讲的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还有什么他称之为精神产物的新制品。荷兰人登·泰克斯先生讲的天知道是些什么。后来，当全体到会的人都快要睡着了的时候，沃洛夫斯基先生把大家惊醒了，他回到了原来的话题，答复维尔特先生的发言。沃洛夫斯基先生的发言，也象所有其他法国人的发言一样，证明了法国资本家是多么惧怕维尔特先生的预言的实现。他们在谈到工人阶级的苦难时假装同情、装模作样、假慈假悲，做得象极了，要不是他们大腹便便的身躯，带着鲜明的伪善标记的面孔，他们所提出的无济于事的办法以及极为显眼的言行背驰，要不是这一切跟他们做出的那付样子显然相互矛盾的话，人家也许真会相信他们是出于真心的。不过他们并没有骗得过一个工人。接着发言的法国贵族阿尔古尔公爵也要求承认出席会议的法国资本家、议员等人有权称自己为法国工人的代表。他们之代表法国工人与包林博士之代表英国宪章派完全一样。随后发言的是詹姆斯·威尔逊先生，他毫不知羞耻地重复着反谷物法同盟的陈腐论据，他的费拉得尔菲亚教友派信徒一般的声调简直使人昏昏欲睡。
         从以上这些情况，您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一场多么奇妙的辩论。来自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博士（您知道他是德国民主派最有才干的代表）也曾经要求发言。他准备了一篇演说，他这篇演说如果宣读了的话，出席会议的那些“贵人们”就无法把所讨论的问题付诸表决。可是维尔特先生的反对已经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决心不让那些不能确信甚为正统派的人讲话。所以沃洛夫斯基先生、威尔逊先生这般人的发言都超过规定时间，到四点钟的时候登记发言的还剩下六七个人，主席突然宣布停止辩论，于是名曰政治经济学家会议的这一群小丑、笨伯、骗子们就以多数票对一票（这一票是前面讲过的那位可怜的德国保护关税派傻瓜的）——民主派根本没有参加表决——通过这样的意见：自由贸易对工人极为有利，能解除他们的一切苦难。
         鉴于马克思先生的演说虽未发表，但对于这种无耻谎言却是再也想象不出的最好、最有力的驳斥，又鉴于在英国、尽管在这问题上有人写下了连篇累牍的pro〔赞成〕和contra〔反对〕的意见，这篇演说的内容仍然会令人感到它是非常新奇的，所以我特地从中摘录几节随信寄上。
         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的演说
         保护关税派又分两派。第一派在德国以李斯特博士为代表，这一派从来不以保护手工劳动为己任；相反地，他们之所以要求保护关税，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他们总是企图使富豪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公然宣称，小工业家、小商人、小农的毁灭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现象。保护关税派的第二派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关税制度，而且是绝对的贸易限制制度。他们主张保护手工劳动既不受外国竞争，同样也要不受机器的侵犯。他们主张不仅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且还要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本国的原料生产。这一派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不仅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还要禁止本国工业的发展。这样，整个的保护关税制度必然要落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末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而牺牲手工劳动，要末保护手工劳动而牺牲本国工业。保护关税派的第一派，即认为机器生产、分工和竞争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那些人，这样对工人说：“不管怎样，既然你们得受剥削，那就最好认你们的同胞来剥削你们，这总比受外国人的剥削要好些。”这种状况，工人们会长久地容忍下去吗？我想不会。这些为富人生产各种珍品和全部财富的人们不会满意于这一点可怜的慰借。他们要求他们的物质生产所换回的应该是更好的物质上的满足。可是保护关税派说：“到底我们维持着社会的现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算保证了工人得到他们所必需的工作。我们设法使他们不致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保护关税派最多只能宣称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维持status  quo〔现状〕，再大的本领便没有了。但是工人阶级所渴求的可不是维持住他们的现状，而是改善现状。保护关税派还有一个最后的遁词。他会说：他决不反对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可是要保证社会改革的成功，第一件要事就是防止一切可能由外国竞争引起的混乱。他说：“我的这一套做法不是社会改革的做法，但是我们既然要改造社会，何不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开始，然后再来谈改革我们和别国的关系呢？”当然这些话听来是满有理的，可是在这冠冕堂皇的表面下面却隐藏着惊人的矛盾。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做斗争，这个制度在加强本国资本同外国资本的斗争力量，可是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又深信，这样武装起来和增强了的资本要是跟劳动相较量，就变得温驯软弱，变得那么好对付。而这就是说要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要知道，社会改革从来不是靠强者的软弱，而永远是靠弱者的强大来实现的。不过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多讲。只要保护关税派承认社会改革不是他们制度的必然产物，也不是他们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问题，只要他们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就离开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来研究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这个问题。贸易摆脱一切桎梏而获得彻底解放对工人阶级状况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实际上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讲得不坏的话，那就是工人阶级在自由贸易统治下的命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所阐述的一切规律，只有在贸易的一切束缚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自由贸易实行得愈广泛，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所阐述的这些支配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就愈加灵验、愈加准确，愈不会是空洞的抽象。而且学者们在谈到任何经济学问题时，总是一再地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结论，都是建筑在贸易将摆脱迄今尚存的一切桎梏而获得解放这一前提上面的。他们遵循这样的方法完全正确。因为他们不是采取任意抽象的办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时候把一些偶然的情况摈弃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人，对于未来的社会比对于现存的社会知道得更清楚。他们对于未来比对于现在了解得更多。如果你们想读一下有关未来的书籍，那就请你们翻开亚当·斯密、萨伊、李嘉图的著作看看。你们会发现，他们的著作无比明确地写出了在彻底的自由贸易统治之下等待着工人的是些什么。譬如你们请教一下象李嘉图这样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人劳动的自然正常价格是什么？李嘉图的答复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的工资”。劳动是商品，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时间。要生产“劳动”这种商品需要些什么呢？工人必须吃饭，必须补偿他的体力消耗以便他能够活下去，并且不管怎样还要能够延续后嗣，这一切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商品，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恰好也就是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可是我们决不应该认为工人永远不会上升到这个最低水平以上或者永远不会降低到这个水平以下。不是这样的。按照这一规律，工人阶级有时能够幸运一些，有时他们得到的会比最低工资多一些，然而多出来的这一点只不过是一笔补偿他在别的时候，即在工业停滞时所少得（和最低工资相比）的附加收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注意到，商业在一定的、永远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时间内，经历着包括有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我们把工人超过最低工资的收入和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拿来平均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仍然会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尽管他们经历了许多灾难，受尽了许多折磨，在工业的战场上抛下了多少尸体。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不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最低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这条规律将随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这个前提的实现而发生作用。我们同意所有那些阐述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发言。生产力是要发展的，全国由于保护关税而担负的赋税是要消灭的，一切商品的售价都将降低。可是李嘉图又怎样讲呢？他说：“劳动既然同样是商品，它也将同样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你们将能够完全象买胡椒买盐那样非常廉价地买到它。正如同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所有其余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都将发生更强烈的作用、应验得更加准确一样，马尔萨斯所讲的人口规律，在自由贸易统治之下，也将获得几乎想象不出的广泛发展。那末请你们来决定一下吧：要末你们把现存的政治经济学全部推翻，要末你们就得承认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听任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去摆布。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自由贸易呢？不是的，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9月底
         载于1847年10月9日“北极星报”第520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24]“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285页。
         [125]“同盟”（《The  League》）是英国资产阶级杂志，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刊物；于1843-1846年在伦敦出版。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从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286页。
         [126]1842年8月，反谷物法同盟企图利用宪章运动来同政府及大地主进行斗争，于是就怂恿工人行动起来。然而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坏了自由资产阶级，结果它支持对工人的镇压。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挑拨行动加速了宪章派和他们的决裂。——第289页。
         [127]指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以及1847年初在比桑歇（属安德尔省）饥饿的工人因抢劫投机商贩的粮车和仓库而遭到政府军队的屠杀。——第28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