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东：试论第三轮国企改革（6）

第三，国企发展战略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领域转移，从自我发展向孵化民企转移。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并把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国企作为政府的调控工具，在实现国家战略中应具有先锋作用和引导作用。高科技领域不仅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而且蕴藏着极高的风险，需要国家的支持，需要国企的带头参与。由于历史原因，国企大量地分布在落后的传统产业中，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国企面临发展战略的转移。一方面，在布局上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逐步转移，使国企成为高科技产业中一支重要生力军。实现这个目标一是要形成国企传统产业的退出机制，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性退出；二是要形成国企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机制，有目标有要求地强制性投入；三是要有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使高风险与高收入配套，形成国企的良性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在发展模式上，从国企自我发展向孵化民企转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仅仅依靠国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为了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高科技领域，国企应把扶持和孵化民营科技企业作为自身的任务之一。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常常是和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紧紧相连的，正是这些基金点燃了思想的火花，将科研变为产业。在我国，风险投资基金还处于萌芽期，虽然也有不少基金面世，但大都没有围绕高科技投资。真正的天使基金和风险投资少之又少，这是我国高科技产业难以成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要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大力发展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尤其是要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国企转移到风险投资领域，去发现、去培育、去扶持民营科技创业，去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第四，国资管理从综合管理向分类管理转移。国有企业的功能从整体看是政府调控社会经济的工具。但是国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属性，要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就要求国资管理工作从综合管理向分类管理转移。所谓分类管理大体指三个方面：(1)隶属关系不同的企业分类管理。这里主要指央企与地方国企。本来这两类的管理分得很清，央企由国务院国资委管，地方国企由地方国资委管。但是，从国企功能的角度而言，它们的行业定位又是不清晰的。关于央企的理论定位应是集中在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及关键领域，而在现实中国务院国资委和各部委办管理的央企，几乎可以覆盖各行各业。据统计，“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28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除保利、华润、中房等以地产为主业的16家央企外，其他有多达80余家的央企，都不同程度地涉足房地产领域。与此同时，中央企业所拥有的酒店数量预计在2500家以上，资产规模更超过千亿元”[15]。地方国企重点应是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实际布局则是杂乱无章。笔者认为央企和地方国企都应进行严格的定位，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国企功能的正常发挥。(2)性质不同的企业分类管理。在国有企业中目前至少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一是竞争行业中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二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三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企业。三类企业遵循着三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必须明确不同企业的不同工具属性，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办法对它们实行不同的考核，保证企业间不相互串类。(3)行业性质不同的企业分类管理。为了保证调控的有效性，各级国资委一般按行业大类组建控股公司，按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管理。然而，很多公司为了取得更好的效益，越过了行业界限，如跨界进入房地产业、物流业和金融业，形成了产业的趋同，这从整体而言是有害的。笔者认为，地方国企可以分为行业类与综合类两种，行业类主要履行行业的调控职能，综合类主要从事资本营运和风险投资，它们都会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进行调整，但是不管怎么变，国资管理部门都应按行业对企业实行分类管理。这样有利于理清各企业的功能和任务，有利于规划企业的进退，有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

综上所述，经过30余年的改革，国企从政府的附属物、政府的生产车间逐步独立出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这是两轮国企改革的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企面临着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即功能变革。这是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路径的改革，它不再是从产权、体制和机制着眼，以提高自身效益为目的的改革，而是从功能着眼，以提高社会效益为目的的改革。它也不是着眼于搞好整体国有经济的改革，而是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四大战略转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退”，而是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有进有退”，它的最终效果不是国企数量的减少，而是政府职能的根本改变。这就是第三轮国企改革，是市场经济进程中绕不开的改革，是当前一场刻不容缓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