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

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论《宣言书》[79]（1899年底或1900年初）

基辅委员会起草的《宣言书》，虽然还只是一个草稿，而且基辅委员会说根本没有时间来详细研究和加工，但是它已经能够使人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具有相当确切的了解。这些观点，毫无疑问会引起坚持社会民主党原有原则（这些原则“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宣布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也一再阐述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也确认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基辅委员会的观点，显然表明是受了“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新派别的很大影响，这一派别发展到最后已经和伯恩施坦派同流合污，并且出了有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和同样有名的《信条》这样的产物。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宣言书》同这个机会主义的反动派别完全一致，但是《宣言书》已经向这方面跨出了严重的几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方面表现了很大的混乱，对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动摇，我们认为有责任告诫基辅同志，并且对他们偏离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的行为作详细的分析。

《宣言书》的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基辅委员会承认，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是俄国工人运动当前的总任务，但是它认为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我们不谈这段话的措辞，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宣言书》的其他地方重复了（请注意这一点）多次的思想，这些思想只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写的吗？”

“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无异于宣判了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死刑，因为这就是说，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过去或现在，不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社会民主党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就等于干涸的江河，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矛盾，这不是倒退到我们那些忽视“政治”的老祖宗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到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倒退到工联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基辅委员会一方面持有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同时却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这实质上就是完全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而它想继续坚持这些原则，就陷入了一系列重大的矛盾。

其实，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怎么还谈得上工人的“政治教育”呢？难道还需要向社会民主党人证明，离开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就谈不上任何政治教育吗？难道可以设想除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还能够用什么课程或书本等等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吗？难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回到农奴主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农民，然后才能解放农民吗？或者必须回到向政府献媚的那些文痞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人民，然后再给人民政治权利吗？既然认为号召工人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既然认为进行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能把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呢？要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却不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算什么话呢？这怎么行呢？这种混乱情况，决不是因为在草稿中讲得不太清楚或考虑得不太周到，这是贯串在基辅委员会全部观点中的两重性和不彻底性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它想继续保留早已确立了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它却迷恋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词句，如“必然性”、“渐进性”（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第一部分结尾）、“运动的直接的经济性质”，说什么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必须以实际需要作为牢固的基础（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好象不是由实际需要引起的！），总之，是迷恋于那些用来编造出《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增刊这类时髦作品的时髦词句。现在我们想着重谈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问题的焦点，它集中了我们所分析的《宣言书》的全部弱点，这个论点就是：“不可能在目前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不可能进行政治鼓动，因为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幸而上面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它必然会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拖到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化的泥潭中去，而《信条》和《工人思想报》的作者以及他们在我国合法书刊中的许多喽罗们，正努力在这样做）。大多数俄国工人不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已经多次表现了自己的成熟，多次采取过政治斗争的行动，而且常常是自发地行动的。

说实在的，难道大量散发斥责政府、抨击政府的传单不是政治斗争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用“自己的手段”惩办过作威作福的警察和士兵吗？难道他们没有用暴力营救过自己被捕的同志吗？难道他们没有在很多地方直接同军警进行过巷战吗？难道大多数俄国工人没有在20多年中把最优秀、最开展、最真诚、最勇敢的同志送进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的队伍吗？但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庸俗化的时髦学说，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就应该忘记这一切，应当认为号召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会反驳说，上述的许多事实，往往与其说是政治斗争，不如说是自发的活动。我们回答说，在社会党人的革命小组还没有进行广泛鼓动，没有号召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反对压迫者的自觉斗争以前，难道我们的罢工不只是一些自发的活动吗？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民运动，有哪一个阶级运动不是从无组织的自发活动开始的，不是在本阶级知识分子的自觉参与下，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政党的？如果工人阶级不可遏止地自发地追求政治斗争的行动，直到现在大半还只是表现为没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只有《莫斯科新闻》[80]和《公民》[81]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大多数的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社会党人却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机早已成熟到必须进行政治鼓动，必须最广泛地号召工人群众从事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不发出这个号召，我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实质上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资产阶级的狂热拥护者，随时随地都在鼓吹成立不进行政治斗争的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因此，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一贯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讳莫如深，只能被看作是犯罪，是可耻的。这种作法无异是腐蚀工人的政治意识。工人看到了并感到了政治压迫，自发地起来反对这种压迫，然而他们从自己的社会党人领导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冷遇，或者甚至是一场反对政治斗争思想的争论。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政治自由思想“逐渐地”灌输给群众，好象我们一直把这些思想向群众灌输得太快了，应该放慢一点，节制一点，这不能不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有人说，要“从政治上说明工人阶级的地位”，只有“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这样做的理由时”才可以，好象工人生活中日常的大量普通事实，都不能成为政治鼓动的“理由”似的，这能不能说是态度冷淡和目光短浅呢？！

想用在每一具体场合都有理由这一点来限制政治鼓动，这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只是表明他们要朝着《信条》和《工人思想报》后退一步，要缩小我们本来就已非常狭小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的范围。有人也许还要反对我们说，工人群众还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少数比较开展的工人才能理解。对于这种经常可以从“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听到的反对意见，我们的回答是：第一，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并且不能不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故意迎合工人的不开展状态，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如果把广大群众马上就能充分理解的东西作为活动的准绳，那就只能鼓吹反犹太主义，或者叫大家去向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求救了。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中下等水平的群众中文化水平低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

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宣言书》的某一处所承认的那样），而最切身的日常利益，经常使他们和各种政治压迫现象发生抵触。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一定阶级的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水平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是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现在来结束对基辅委员会政治斗争观点的分析。整个《宣言书》最奇怪和最突出的地方是，委员会认为在目前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是不可能的，认为最好是“根据广大群众能够理解的理由”来组织局部性的游行示威，其目的纯粹是为了进行鼓动（而不是为了对政府发生影响）。社会党人号召工人不要对政府发生影响！！！这真是妙透了……不好理解的只是，怎么可能有不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游行示威呢？大概是叫工人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游行示威吧！或者是叫工人把拳头揣在兜里游行示威吧！这样大概就不会“对政府发生”有害而致命的“影响”了！什么叫“局部性的游行示威”？我们同样不能理解。是不是指职业性的游行示威，即只是为了职业性问题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再说一遍，这又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为了局部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为了反对整个政治制度，反对整个专制制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信条》的和极端机会主义的思想吗？不是最纯粹的极端贬低和抹杀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任务的思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难道不是重复了京城中一位“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那句“至理名言”：“要使专制制度在工人中威信扫地，还不是时候”？

《宣言书》的极端狭隘的观点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问题上。我们还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动工作对群众的影响，目前首先只能表现在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上；因此，委员会利用工人和业主的每一次冲突，或业主的每一个严重胡作非为的表现来唤起工人，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并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申述他们的要求，向他们指出实现这些要求的最好途径，用所有这些方式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就是这些，关于经济斗争再没有别的话了。这竟然叫作宣言书！再仔细读一读这些地方，就知道这又是《信条》的语言和《信条》的思想（这又一次证明《工人事业》[82]编辑部的极端错误，它执意要掩盖“青年经济派”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偏向）。

对于社会党人来说，经济斗争是把工人组织到革命政党中去的基础，是团结工人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独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的气味，欧洲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不仅存在着大批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且也存在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工会。

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以经济斗争去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政党的胜利。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要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基辅委员会《宣言书》的含糊说法，为伯恩施坦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对经济斗争的狭隘得不能容忍的看法合法化了。

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我们应该利用鼓动吸收更多工人参加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鼓励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把自发的政治斗争形式组织成统一政党的斗争形式。因此，鼓动工作应该成为广泛传播政治性抗议和推行更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形式的手段。目前，我们鼓动工作的范围太窄，涉及的问题太少，所以我们的职责不是要使这种狭隘性合法化，而是要设法摆脱这种狭隘性，设法使我们的鼓动工作进行得深入和广泛。

《宣言书》中的这种狭隘性，不但造成了上述理论错误，而且还缩小了实际任务。这种缩小表现在他们希望“把当前的迫切任务规定为用调查表和其他方法来调查各地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当然，我们不能一律反对调查表，它是鼓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但是，从事调查就会浪费本来就感不足的革命力量。

要知道，从我国合法的调查材料中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当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扩大鼓动和宣传（特别是政治鼓动和宣传），而且，在我们工人中流行着一种把他们自己写的通讯寄给社会主义报纸的良好习惯，这又可以保证我们有充分的材料。

把实际任务缩小得更厉害的情况表现在储金会问题上，他们认为只有“工会罢工”储金会是最理想的储金会，但是一句也没有谈到要这些储金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它们为政治斗争服务。

要我们的秘密储金会只从事经济活动，这对《信条》的作者来说，是很自然的，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委员会的《宣言书》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

在关于合法团体的问题上，《宣言书》的观点同样是很狭隘的，同样表现了他们想向臭名昭著的伯恩施坦主义让步。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要帮助成立储金会，这又是在分散力量，混淆文化主义的活动和革命工作之间的区别。革命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合法团体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工作，把它们作为进行鼓动的基地，作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方便的隐蔽所，但是，只能为了这些目的。用社会党人的力量去帮助成立合法团体，是非常不合算的；使这些合法团体具有独立性，是错误的；认为在合法团体中可以“完全摆脱业主的干预和压迫”，是很可笑的。

最后，在基辅委员会的组织计划上，也反映了它观点的狭隘性和独特性。诚然，我们完全同意基辅委员会所说的，现在宣布恢复党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时候，但是我们认为，“运动具有直接的经济性质”、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政治鼓动”等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等待“地方小组巩固起来，数目增加起来，和工人的联系加强起来”，这同样是错误的，这种巩固往往会使它们马上遭到破坏。

不，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统一工作，先从统一刊物做起，就是要先创办一个全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应当从事恢复党的准备工作，成为整个俄国的机关刊物，收集全国各地小组的通讯和材料，开辟专栏讨论争论的问题，扩大我们宣传和鼓动的范围，特别注意组织问题、策略问题和活动的方法，满足最开展的工人的各种要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中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觉悟（用工人通讯和其他东西来吸引他们），使他们愈来愈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斗争。

我们确信，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造实际条件，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10—321页

【注释】

[79]《论〈宣言书〉》一文提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写的编后记（参见本卷第279页），所以可以确定写于1899年底或1900年初。

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公布经济派的《信条》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中公布经济派的一系列文件，都因未经这些文件的作者同意而招致了一些责难，列宁曾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批驳文章一起发表，但终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从弗·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概略》一书（1906年圣彼得堡版）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曾经和《宣言书》一起散发过，因为该书摘引了列宁这篇文章，并且说：《宣言书》是在其出现后一年半，即1900年底由经济派的反对者公布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批判。文章于1928年正式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272。

[80]《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275。

[81]《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275。

[82]《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П·Ф·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萨·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