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卢威先生被自己的同事揭穿了

　　司徒卢威先生被自己的同事揭穿了

　　（1903年4月1日〔14日〕）

　　《解放》第17期使《火星报》，尤其使本文作者感到非常愉快。《火星报》之所以感到愉快，是因为它看到自己为使司徒卢威先生向左转所作的努力有了某些结果，见到了斯·斯·先生对模棱两可所作的尖锐批评，知道“解放派”打算建立“公开地坚决地主张立宪的政党”，并且在纲领中提出普选权的要求。本文作者之所以感到愉快，则是因为斯·斯·先生这位“出色地参与了制定”发表于《解放》第1期的《俄国立宪主义者声明》，因而不仅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同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司徒卢威先生的主人的人，在同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战中，出乎意料地帮了大忙。让我从这第二点开始谈起吧。我在《曙光》第2—3期合刊上一篇题为《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84页。——编者注]的文章中，同那位给著名的维特记事写序言的尔·恩·斯·先生展开了论战。我指出尔·恩·斯·先生的整个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他谈到了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汉尼拔式的誓言[69]，同时又对当权者、对贤明的保守主义者说了一通令人肉麻的话，而且还提出一个“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公式”，等等，等等。现在，人们读了《记事》第2版都知道尔·恩·斯·先生就是司徒卢威先生。司徒卢威先生觉得我的批评很不中意，他便对我大张挞伐，喋喋不休、怒气冲冲地“对注释又作了注释”。

　　我们就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据吧。

　　说明我“论战中的精华”“没有根据和不公允”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我说司徒卢威先生厌恶革命家，而无视他的“据说是非常明确的声明”。我们来全文援引这个声明吧。司徒卢威先生写道：“官僚制度自己发给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份证书，对于那些因为缺乏政治修养或者迷恋于革命空谈，总是不愿意正视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的巨大政治意义和它的合法文化活动的人说来，是一个绝妙的回答。”在这篇长文的注释中，司徒卢威先生附带说明：“我们讲这些话，决不是想中伤革命活动家，这些人在反对专横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首先必须予以重视。”

　　这些就是关于没有根据和不公允的批评“一案的文件”。一个认为这个声明是非常明确的；另一个则认为司徒卢威先生未免弄巧成拙，他“中伤”革命家（没有指名道姓），不仅“不指名地”（即不知针对谁）责难这些人无知，而且还认为，似乎只要承认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把指责他们无知的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就可以迫使他们吞下去。究竟谁是谁非，请读者公断吧。

　　至于我这方面，只想说一句：各人口味不同。许多自由派认为最机智最英明不过的做法，就是一面给革命家颁发大无畏证书，一面又把他们的纲领贬成空谈，贬成缺乏修养的表现，甚至不从本质上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既不机智，也不英明，而只是卑鄙的支吾搪塞。这是口味问题。俄国的梯也尔之流当然喜欢真正的梯也尔之流那些贵族式的彬彬有礼的、议会式的无懈可击的机会主义的空谈。

　　再往下谈。你看看，我是“假装不懂得‘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这个公式就意味着要求宪法”，而我在这方面的议论呢，又“再一次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这样认为〉真正的革命空谈而且是恶意的有偏见的空谈在我国国外书刊中已经广为流传〈这种不能吸引人的文风，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记事》第2版第XII页。至于说到恶意的偏见，那么我们很难同司徒卢威先生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是恭维的话，到他那儿却成了责备。自由派和许多激进派总是把坚定不移的信念称之为偏见，而把对错误观点的尖锐批评称之为“恶意”。这真是毫无办法。是我的过错，是我的极大过错！对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我以前是、而且永远是“恶意的有偏见的”。至于另外一个责难，就是带实质性的了。我到底是假装不懂得呢，还是真的不懂得，或者无法懂得？问题在这儿。

　　我肯定地说，“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个公式是对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所作的一种无耻的奉承，这“不是区别敌人和同盟者的旗帜”（注意这点！），而“只是帮助一些最不可靠的人混到运动中来的一块破布”。（《曙光》第2—3期合刊第9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59—60页。——编者注]我要问大家：怎么能说我是“假装”呢？？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面旗帜是一块破布，对我的回答却是：你假装不懂得！但这不过是再一次回避从本质上去分析这样的问题：“公式”到底是做旗帜更合适呢，还是做破布更合适！

　　不仅如此。承蒙斯·斯·先生的盛情帮助，我现在能够实际证明一个更加大得多的问题。我能够证明，司徒卢威先生“无耻的奉承”不仅是一种想以自己的谦卑去感动政府的庸俗的空论，不仅是一种想把“自由派”团结在最低要求的不明智的愿望，而且是一种对司徒卢威先生所知道的专制制度拥护者的公开的、直接的“奉承”。斯·斯·先生无情而坚决地揭发司徒卢威先生，他说，提出“‘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注意！〉斯拉夫主义的口号”是为了适应自由派立宪主义者同拥护理想的专制制度的自由派二者的“非自然的同盟”。斯·斯·先生恰如其分地把这称之为“政治上的左右逢源”！！于是司徒卢威先生签收不误……称国民代表会议的口号为“含糊不清的，因为含糊不清所以是有价值的〈黑体是我们用的！〉，同时又是危险的”。

　　真是太好了，可不是吗？当社会民主党人把更为模棱两可的口号（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称为无耻的奉承的时候，司徒卢威先生装作无辜受辱，假惺惺地说是人家假装不懂得。可是当自由派斯·斯·先生重复同样的话时，司徒卢威先生却殷勤地点头称是，签收不误！含糊不清的口号对司徒卢威先生之所以有价值，正在于它含糊不清，他甚至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承认，他要看风使舵，危险的口号也准备使用。如果希波夫先生看来有力量、有威信，那么自由派机关报的编辑就要谈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如果斯·斯·先生看来有力量、有威信，那么自由派机关报的编辑就要谈宪法和普选权！这倒是一幅不坏的图画，描绘出自由派阵营中的政治风尚和政治道德……只是司徒卢威先生忘了想一想，在这次绝妙的蜕变之后，他的声明还会有什么价值呢：1901年1月司徒卢威先生要求“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1902年12月司徒卢威先生宣布说，不懂得这就是要求宪法，那是“假装”；1903年2月司徒卢威先生声明说，其实他从不怀疑普选权是公正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含糊不清的口号之所以有价值，正在于它含糊不清。那么试问，无论哪一个政治活动家，无论哪一个俄国公民现在有什么权利可以断言，司徒卢威先生明天不会提出新的“之所以有价值正在于它含糊不清”的口号呢？？

　　再来谈谈司徒卢威先生回答的后一点。他问道：“特·普·[70]先生说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于它是巩固专制制度的工具，这种议论难道不是革命的空谈或毫无生气的学理主义吗？”这里司徒卢威先生看到的，既是沾染上了斯拉夫主义者[71]的思想，又是同哥列梅金观点一致，也是陈腐的教义达到了顶点。司徒卢威先生根本无法理解对于那些为了避免革命而进行的不彻底的改革所应采取的革命态度。在司徒卢威先生看来，只要指出从上面进行改革的人在耍两面把戏，那就是斯拉夫主义，就是反动，简直同一切欧洲的伊夫·居约分子把对私有制进行的社会主义批判宣布为反动的批判一模一样！司徒卢威先生既然变成了改革家，当然就无法理解改革的两面性，无法理解改革的意义在于它是以钦赐改革为代价来巩固统治者的统治的工具，这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司徒卢威先生也曾有过懂得这个十分巧妙的把戏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他还“有点儿马克思主义者的味道”。我们曾和他一起在现已停刊的《新言论》[72]上同民粹派作战。在该杂志1897年7月出版的那一期上，司徒卢威先生曾这样讲到尼·瓦·沃多沃佐夫：“我记得1890年，当时我在德国作了一次充满了新鲜和强烈印象的夏季旅行之后刚刚回来，当时街上议论纷纷，都在谈论威廉二世的政策和改革计划。沃多沃佐夫认为这种政策和计划是有意义的，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看来，所谓‘社会君主制’这个事实和思想的意义问题，当时就已被坚定不移地否定了（现在更不必说了）。沃多沃佐夫抽象地接受了这种社会改革的思想，离开了创造这种思想的实际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天主教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改革的特殊的思想运动，而不是欧洲资产阶级、部分地也是欧洲封建主义残余用以对付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的特殊形式的预防性反应……”可见，在很久以前，在充满青年人激情的时代，司徒卢威先生就已经懂得，改革可以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应，也就是说，是一种预防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它是针对革命阶级的，虽则也会改善这个阶级的处境。我现在要问读者：究竟谁对？是我在揭露司徒卢威先生对地方自治机关这样的改革的态度有改良主义片面性时进行“革命空谈”呢，还是司徒卢威先生变聪明了，“坚定不移地”离开了他曾经（似乎也是坚定不移地）捍卫过的革命者的立场？是我成了斯拉夫主义者和哥列梅金的追随者呢，还是司徒卢威先生身上对社会主义德国之行的“强烈印象”只保持了短短几年？？

　　是啊，是啊，对于印象的力量、信念的力量、信念的意义，对于政治道德和政治信念同提出其所以有价值正在于含糊不清的口号二者并行不悖的问题，认识是各不相同的……

　　最后，我不能不指出司徒卢威先生的某些声明，这些声明使得由于他向左转而造成的好印象大为“减色”。司徒卢威先生刚提出一个民主要求（普遍投票），就迫不及待地谈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政党”了。不太早了点吗？如果一开头就不仅在土地纲领和工人纲领中，而且在政治纲领中，明确指出党必须要求的一切民主改革，然后再贴标签，然后再要求从自由派这一“等”提高到自由主义民主派这一等，岂不更好些吗？要知道，普遍投票是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甚至某些容忍普遍选举（在欧洲）的保守派也是承认这个最低纲领的。不知为什么，司徒卢威先生无论在第17期还是第18期上，都没有从这个最低纲领前进一步。下面我们顺便谈谈司徒卢威先生的一个奇谈怪论，他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应当被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政党完全搁在一边，“首先因为社会主义实际上还仅仅是一个问题”。最尊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因为俄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分子代表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的那些阶级的利益吧？我再说一遍，这一点只是顺便谈到的，为的是指出自由派先生们“否认”社会主义的新方法。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司徒卢威先生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对这样的党来说，硬充社会主义是不体面的。

　　关于新政党的策略，司徒卢威先生的说法含糊得不能再含糊了。这是很遗憾的。更遗憾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和强调“二元策略”的必要性，认为这能把合法的和秘密的活动方式“巧妙地、灵活地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好的方面说，这是避开关于秘密活动方式这种迫切问题的遁词。这个问题之所以迫切，因为只有经常不断的秘密活动才能真正决定党的面貌。从坏的方面说，这是又重复司徒卢威先生曾经有过的那种躲躲闪闪，当时他提“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却不提公开地坚决地主张立宪的和“民主的”政党。任何一个秘密政党把秘密活动和合法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含义是：它依靠没有直接加入“秘密活动的”群众；它支持合法的抗议，利用合法机会来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等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在谈到秘密政党的策略时，并不是指这个。而是说这个政党应该坚定不移地承认斗争，说制定斗争的方法，说党员有义务不只局限于合法的抗议，而应该一切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利益和要求。如果没有经常不断的秘密活动和革命斗争，也就不会有真正主张立宪的（更不用说是民主的）政党了。把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广泛组织、帮助对合法活动家进行政治教育的革命工作同那种局限于合法范围内的工作混为一谈，这对斗争事业是极端有害的。

　　载于1903年4月1日《火星报》第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204—211页

　　【注释】

　　[69]汉尼拔式的誓言意为下定决心、始终不渝。汉尼拔(公元前247—183年)是古代迦太基的统帅。他自幼在神殿祭坛前立下誓言，要为击败罗马而献身。在迦太基和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他英勇善战，重创罗马，后战局逆转，自杀殉国。——179。

　　[70]特·普·是列宁1901年12月在《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发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用的笔名。——183。

　　[71]斯拉夫主义者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农奴制度发生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社会思想派别，代表人物有阿·斯·霍米亚科夫，伊·瓦·和彼·瓦·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伊·谢·和康·谢·阿克萨科夫兄弟、尤·费·萨马林等。斯拉夫主义者提出所谓俄国历史发展有其不同于西欧的特殊道路的理论，并说唯独斯拉夫人才具有的村社制度和正教是这一道路的基础。斯拉夫主义者还认为俄国的历史发展会排除革命变革的可能，因而他们不仅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而且对西欧的革命运动都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斯拉夫主义者主张保持专制制度，认为君主应重视舆论，建议召开由社会各阶层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杜马)，但是反对制定宪法和对专制制度加以形式上的限制。在农民问题上，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农民在人身方面得到解放和通过向地主交纳赎金的办法把土地分配给村社。在准备1861年改革的过程中，斯拉夫主义者同西欧派接近起来，加入了统一的自由主义阵营。——183。

　　[72]《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为该刊撰稿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尔·马尔托夫、马·高尔基等。列宁在该刊发表过《评经济浪漫主义》和《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杂志还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1897年1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