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和农民

无产阶级和农民

  无产阶级和农民  
  
  (1905年3月10日〔23日〕)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和农民没收地主的粮食、牲畜的消息从各省不断传来。在满洲被日本人击溃的沙皇军队正在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报复,正在讨伐内部敌人——贫苦农民。城市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新的同盟者即革命的农民。因此,无产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就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在我们党的所有组织中,在宣传员和鼓动员的一切发言中,都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最近的日程上来。  
  
  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运动向它提出了一个双重任务。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和推进这个运动,因为它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同时我们还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把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象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一样,并把它同后者一起组织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向它说明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是敌对的,号召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向它指出,要想摆脱压迫和贫困,把农民中的一些阶层变为小资产者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旧《火星报》从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起,即早在1902年第一次农民运动以前,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双重任务;我们党的纲领中也反映出这种任务;我们的报纸(第3号)[注:见本卷第175—181页。——编者注]也再一次谈到了这个任务。现在,当特别重要的是阐明这个任务的实际方面时,我们引证一下卡尔·考茨基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农民和俄国革命》的文章。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坚决维护这样一个真理:现在摆在我们革命面前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消除现行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道路上的政治障碍。考茨基接着说到:“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城市的革命运动应当保持中立。它没有任何理由站到农民和地主的当中,保护后者而反对前者;它的同情完全是在农民方面。但是,城市的革命运动的任务也绝不是唆使农民去反对地主,地主在现代俄国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例如‘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封建贵族。再说,城市的革命者即使想要影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也是很小的。这种关系要由地主和农民他们自己来确定。”考茨基的这些意见,如果不联系上下文来看,就会引起不少误会,为了正确了解这些意见,还必须注意他在文章末尾所说的一段话。他在那里说:“胜利的革命在利用革命的最凶恶敌人的大地产来改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方面,大概不会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  
  
  读者只要细心比较一下考茨基的所有这些论点,就不难看出这些论点正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社会民主党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的语句在个别地方不准确和不清楚,是由于他写得仓促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缺乏了解的缘故。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俄国革命的各种不同的变故中,革命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地主间的纠纷,不能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条件下都采取同样的态度。在一些条件下,在一定的局势下,不仅应当采取同情的态度,而且应当采取直接支持的态度,不仅应当采取支持的态度,而且应当采取“唆使”的态度。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可以并且应该采取中立的态度。根据上面所引的考茨基的意见看来,他正确地抓住了我们任务的这两个方面,他不仅和我们那些完全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庸俗幻想中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同。而且和那许多寻找一种“简单的”、适合一切场合的解决任务的办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象梁赞诺夫或伊克斯)也不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所有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坚持阶级观点,而是去寻找一种适合一切场合的解决任务的办法,忘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的两面性。其实他们注意的只是两个阶级:要么是地主和“农民-工人阶级”,要么是私有者和无产者。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三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都各不相同的阶级:地主,富裕农民和部分中等农民,以及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任务实际上就不能不是双重性的。社会民主党在制定俄国的土地纲领和土地策略上的全部困难,就在于怎样尽量明确地规定,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必须采取中立态度,在什么条件下必须采取支持和“唆使”的态度。  
  
  这个任务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一切农奴制和反对农奴主-地主;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这就是农村无产者及其思想家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换句话说:如果农民以革命民主主义的面貌出现,就支持和推动他们,直到完全剥夺不管怎样“神圣的”老爷的“财产”。如果农民以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面貌出现,就对他们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如果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和巩固,就帮助农民;如果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只是与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毫不相干的土地占有者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帐务清算,就对农民采取中立态度。  
  
  自然,这种答案不能满足那些对待农民问题缺乏深思熟虑的理论观点的人,他们追求时髦的、动人的“革命”(口头上革命)口号,不懂得恰恰是在农民问题上采取革命冒险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对待这样的人(我们当中现在已有不少这样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就属于这一类,随着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发展,这样的人一定还会增多),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一切含糊的革命观念,应当冷静考虑农民中各种不同的成分,反对革命空谈。实际和具体地讲,只有下面这种见解才最接近于真实情况:所有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都不考虑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我们俄国的欧洲部分,有一个很大的富裕农民阶层(在大约1000万农户总数中有150—200万户)。农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工具和全部财产至少有一半掌握在这个阶层的手里。这个阶层如果不雇用雇工和日工就不能生存。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是敌视农奴制度、地主和官吏的,它能够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更没有疑问的是,它是敌视农村无产阶级的。任何想在土地纲领和策略中抹煞、回避这种阶级敌对性的企图,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社会主义观点。  
  
  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地位上具有上述两个对立阶层各自的特征。所有这些阶层,即全体农民有地位上的共同特征无疑也会使整个农民运动成为民主主义的,不管它们的不自觉性和反动性的某些表现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任务是永远也不离开阶级观点和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的最紧密的联盟。我们的任务是向自己和人民阐明“土地和自由”这个普遍而模糊的要求后面所隐蔽的真正民主的和革命的内容。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最坚决地支持这种要求和推动这种要求,同时又在农村中培养社会主义斗争的因素。  
  
  为了确切地规定社会民主工党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通过一项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草案,这个决议陈述了上面谈到的和在社会民主党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发挥过的那些观点,现在应当把这个决议交给尽可能广泛的党的工作者讨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力求把所有劳动者从一切剥削下完全解救出来并支持一切反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剥夺地主的土地。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一贯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且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贫苦农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立刻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全面支持一切民主改革和具体实现这些改革,它把这点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实践口号和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在这种委员会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将力求建立农村无产者的独立组织,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全体农民的一切革命民主行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农村无产阶级在同农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的真正利益。”  
  
  载于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341—346页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