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和黑帮杜马（1911年12月22日〔1912年1月4日〕）　

　　饥荒和黑帮杜马（1911年12月22日〔1912年1月4日〕）

　　就在不久以前，一些卖身求荣的下流作家由于去年丰收留下的印象，傲慢地声称，“新农业政策”有了良好的后果；某些天真的人也跟着他们欢呼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转机和全俄国农业欣欣向荣。

　　现在，正好是1906年11月9日法令[71]颁布的5周年，几乎蔓延半个俄国的饥荒和歉收极其明显地和不容反驳地证明，这种寄托在斯托雷平土地政策上的希望，掩盖了多少明摆着的谎话或天真的无知。

　　甚至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些统计资料的精确程度和“谦虚程度”已为历次饥荒所证实了），歉收的灾难已经遍及20个省；有2000万个居民“有权要求给予粮食救济”，就是说，他们已因饥饿而浮肿，他们的经济已陷于破产。

　　科科夫佐夫说：你们看见的不是什么歉收，这不过是“收成差一点”而已；饥饿“并不会引起疾病”，相反，“有时还能治病”；关于饥民遭受灾难的传说纯系报纸捏造，省长们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收成差一点的地区的经济情况决不是那么坏”；“免费供应居民食品的主张是有害的”；最后，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足够的，也是及时的”。如果科科夫佐夫不这样“鼓舞士气”，他就不能算是财政大臣和反革命政府的首脑了。

　　立宪政府的首脑还忘记提到他那同饥荒斗争的天才发明，即授予密探组织“赈济饥民”事宜的全权。

　　现在，甚至来自合法的自由派团体的“社会救济”也被取消了，于是，萨拉托夫省的密探这个饥民的唯一保护者，就能在小酒店里自由自在地喝掉他所经手的赈济饥民的贷款了。

　　当然，右派农奴主听到“大臣会议主席先生的详细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演说”（引自维什涅夫斯基代表在11月9日会议上的发言）就欣喜若狂；当然，奴颜婢膝的十月党人就急忙在自己转入下项议程的杜马议案中证明，“政府及时注意到采取措施以消除歉收的后果”；而他们的首领（不是些普通的凡人！）之一就大发宏论，说什么“让鱼类罐头自由流通，以供应居民适宜的食品”。

　　斑疹伤寒、坏血病、食用从狗嘴里夺来的烂肉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展示过的由乌七八糟的东西制作的面包——这一切对十月党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大臣的一句话就是法律。

　　而立宪民主党人呢？甚至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对政府的卑鄙行为作出公正的评价，反而认为再好不过的办法是通过自己的发言人库特列尔“根据大臣会议主席的内容广泛的演说得出安定人心的结论”（11月9日的会议）；而在他们转入下项议程的议案中委婉地把政府的行动说成只是“缺乏〈！〉计划性的，不够的和绝非总是〈！〉及时的……”

　　正如社会民主党代表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正确指出的，赈济粮食的方法和组织赈济事宜这个问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每次谈到饥荒问题都会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即饥荒产生的原因和同歉收作斗争的措施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右派农奴主看来，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要强迫“懒汉”庄稼汉干更多的活，这样“他们总是能够弄出东西来的”。库尔斯克的死硬派马尔柯夫第二认为，“庄稼汉在365天中只干55—70天活，300天什么也不干”，躺在俄式炉顶上“要求国家发给口粮”，是件“可怕的”事。

　　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当中的半农奴主看得“更深刻”，由于有义务赞扬当局，他们还打算要人们相信，“饥荒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要等到土地从弱者和醉汉手里转到强者和头脑清醒的人手里的时候”，“要等到已故的彼·阿·斯托雷平拟订的改革方案实现的时候，要等到寄托在强者身上的希望如愿以偿的时候”。（克列波夫斯基在11月9日杜马会议上的发言）

　　但是，在不久前还拥护11月9日法令的人中间，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这项“伟大的改革”死期临近了。萨拉托夫省的代表尼·李沃夫虽然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11月9日法令”，但是他向杜马讲述了“同现实接触后”得到的下列印象：“你们在国家杜马这里谈到的一切，同你们亲眼看到的急需解决的贫困相距太远了。”“要非常慎重地行事，要怜悯某些人想要加以蔑视的那些居民。由于11月9日的法令，在某些省，其中也包括萨拉托夫省，出现了许多新人物，土地价格上涨了，贫苦的居民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的可怕的仇恨和诅咒愈来愈厉害了，应当采取某些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要知道，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根本不是说要把贫苦的人置于死地，听任他们在贫困中死亡”等等，等等。

　　总之，“同现实接触后得到的”印象开始擦亮了这位“过去赞成11月9日法令的”地主的眼睛。

　　今年的饥荒已经使右派农民的心里深深地怀疑，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是不是能消灾弭祸；所以右派农民安德列丘克提出了建议，“要求政府在最近期间向国家杜马提出规定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数量的最大限额的法律草案”，这个建议得到所有右派农民甚至农村神父的支持，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农民，即使是右派农民，是怎样理解“同饥荒作斗争”的。

　　安德列丘克提出的庄稼汉“发自内心的”要求又一次（我们回想一下右派和左派农民要求采取强制地主转让土地的手段把土地分配给少地的农民的声明，回想一下在讨论11月9日法令时农民的发言等等）证明，甚至右派农民也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他们所理解的同饥荒的斗争是同“争取土地”的斗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消灭农民缺少土地的现象，不减轻农民肩上的赋税重担，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彻底改变他们的法律地位，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就是说，不进行革命，就不可能真正同饥荒作斗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歉收是整个现存制度和整个六三君主制面临死亡的新征兆。

　　载于1911年12月22日（1912年1月4日）《工人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17—120页

　　【注释】

　　[71]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即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中（1907—1915年）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