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

　　一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已经临近，选举运动的问题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用说，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必须参加选举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动摇，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属于工人政党的人，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属于工人政党的人才会认为，对参加选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采取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浅显的道理在许多年以前（从1907年底起）就已为经验所证明和确认了，再来重复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还是不得不重复一下，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和混乱。而现在，不仅有些人对浅显的问题作出了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且有些人由于喜欢玩弄外交手腕，由于缺乏思想性等等，竟替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进行辩护，他们的这些做法都起了加剧这种混乱和涣散的作用。

　　国家杜马的选举自然迫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参加工人运动的人竭尽全力，在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最积极最顽强最主动地进行工作。近几年来对这个工作在原则性纲领、政治、组织方面的内容和方针问题拟出的那些答案，现在应该在“选举”活动这个特别领域里得到直接的实际的运用。

　　我们特意提到已经拟出的答案，因为实际上，要是以为现在在选举前的短短几个月，或哪怕是在选举前的一年以内，就可以“找到”几年来都没有找到、没有考虑出来、没有经过实践经验检验的答案，那是可笑的。这里所说的答案是指对一切“该死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整个世界观，也涉及到对于俄国过去一段事件层出不穷的历史时期的估计，涉及到对目前时期（大体上至迟是从1908年形成的）的估计，涉及到比如最近四年来工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这样或那样完成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把已经拟出的答案和活动方式运用到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运用到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去，现在能谈的只有这一点；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即在一个活动领域，就可以对涉及一切活动领域，即不仅涉及1912年而且涉及从1908年起的整个时期的问题拟出答案”，这就等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是掩饰普遍的混乱和涣散，并为之辩护。

　　这里说的首先是对纲领性问题的答案。俄国近四年来的实际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些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应当承认，近四年来，并没有人试图重新审查或修正或进一步详细拟定马克思主义者旧纲领的原则部分。“目前时期”（从许多方面来看，叫作“停滞”时期或“腐朽”时期要更确切些）的特点是，对纲领采取置之不理的轻蔑态度，千方百计地加以缩小和削减，根本不想进行直接地坚决地加以重新审查。“修正主义”，就它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特殊作用来说，在目前的特点不是举着“起义旗帜”的战斗的修正主义（哪怕是象大约10年前德国的伯恩施坦，15年前俄国的司徒卢威或稍后一些时候的普罗柯波维奇所做的那样），而是怯懦的、隐蔽的背弃，往往用些“实际的”，主要是所谓实际的理由来为这种背弃行为进行辩护。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事业”的继承人和接班人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对于造成普遍的混乱“也有一份功劳”，他们支持混乱，其方法多半是小心翼翼地、时断时续地试图抛弃“旧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新的”资产阶级学说（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从另一方面去支持）。近四年来，理论问题被提到一个首要地位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集团”的随心所欲的要求。把这些问题，哪怕是其中某一部分，看成“无谓之谈”的，只有那些胆怯地背弃旧东西的人。而如果现在，结合选举运动，在选举运动等等的“过程”中，谈到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世界观，如果说这种话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公”事，不是为了说空话，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是言词、诺言、保证，而恰恰是过去四年的经验。这四年又一次用事实向我们表明，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这四年告诉我们不要信任这种同路人；这四年使思考问题的工人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意义。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上，纲领接近策略，并且变为策略。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在选举运动时期具有更大的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背弃和混乱的气息表现得无比强烈。有些人说，旧任务已经消失了，因为在俄国，政权实质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另一些人说，今后俄国的发展可能象1848年以后的德国或奥国那样，不经过任何“飞跃”。还有人说，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等等。

　　不用说，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个策略问题，都是不可能的。谁稍稍观察过实际生活，谁就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状态，比从书刊上看到的要严重百倍。当然，在1905年底和1906—1907年那些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中间，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这种涣散“愈是自然”（在资产阶级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这种涣散进行全面的顽强的斗争的任务也就愈是紧急和迫切。

　　在象俄国近四年来这样的时期，各个国家都有涣散和背弃的情况发生。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连集团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的人在10年或更多的时间内，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高举旗帜”，保持继承性思想，并且后来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加以运用。俄国的情况还没有这样坏，因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既有纲领，又有对“当前”基本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确定答案。取消派屏弃这个答案，但又不能提出任何近乎确切明了的答案来与之相抗衡。

　　选举运动就是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定办法用到复杂的宣传、鼓动、组织等等活动方面去。没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是不能着手进行这个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从1908年作出的确定的答案，已为四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新的即资产阶级的内容，第三届杜马中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行为（“伦敦”之行——而且远不只是这一次——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它的行为），在“有教养的”社会中间受到极大欢迎的“路标”派思潮，——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明，旧任务并没有完成，但现在要着手在新的更资产阶级化的环境中，在资产阶级有步骤地离开民主派转向负责的、组成政党的、“忠诚的”等等的“反对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旧任务。新的环境，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旧办法解决旧问题，民主派和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更加表面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根本的政治问题的确定答案的主要特征。

　　对组织问题的答案，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世界观，同他们对“六三”时期的政治意义和作用的估计密切联系着的。基本上保存旧的，使旧的（各种所谓的“机会”：公开的社团组织等等）适应新的环境。要有支部以及同支部有联系的、受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网。这些“支部”要有更大的灵活性，采取更机动的与旧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形式，不仅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而且必须利用各种类似的“机会”。这个答案决不受任何划一的规定，任何必要的形式的束缚，它为制定适当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留有广阔的余地，它在原则上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口头上宣布忠于旧的，而且用能够体现思想上的坚定性的基本组织原则来对抗普遍的混乱、背弃和惊慌失措。那些“积蓄了力量的”人——虽然为数不多——正在联合起来，不断地维护“等级制度”，当然是维护它的精神、它的学说、它的原则、它的传统，而不是它的形式。

　　相反，取消派面对普遍的无组织状况（决不仅是我们有，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其他阶级和政党还更厉害）感到灰心丧气，不再为旧的进行工作，在探索“新”的幌子下使混乱合法化。在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民主运动，特别是反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反对这个运动不久前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的巨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取消派不过是一股小小的支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的任务和问题的态度。再说一遍，这种态度不是昨天才确定的，现在需要的是把它的整个内容——思想内容、纲领内容、策略内容、组织内容——贯彻到“选举运动”中去。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的主要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在选举运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再没有什么比空谈更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和第7—8期合刊上最令人厌恶令人吃惊的，就是通篇都是达达兰[78]的空话。这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习以为常的、甚至在俄国也已大规模举行了两次的选举运动，在我们取消派的达达兰们口中竟变成了令人简直无法忍受的漂亮动听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是开始的时候了》一文中，开始叙述了取消派的观点，而且实质上是以主人的身分结束这一叙述的，他把美化、修饰、润色工作留给了尔·马尔托夫先生。

　　请看尤里－达达兰的大作中的一段典型的话：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织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者，特别是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或多或少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中的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一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在谈选举的时候，提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原文如此！第49页），“工人群众的广泛的和公开的动员”（第54页），等等，——这不仅是毫无分寸的，而且直接损害必要的平常的工作，助长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等性质完全相同的空谈习气。在“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看来，应当用抵制来特别强调，“精神”还没有被断送（而工作“精神”是应当贯穿到包括选举在内的一切工作领域的），在取消派空喊家看来，选举会产生一切，既会产生“战斗动员”（俄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竟好意思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也会产生“从组织上巩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我们都很清楚，1912年的选举（如果没有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1908年和1911年的情况的条件的话）既不会产生“群众的”“广泛的动员”，也不会产生“群众的”“公开的动员”，而且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动员”。它只会为不广泛的和不很公开的工作提供小小的机会，必须利用这种机会，而不应该学托洛茨基那样夸夸其谈。

　　在谈选举的时候，叫喊“公开”组织，简直是愚蠢，我们说，工友们，我们最好还是不很公开地干吧，这比空谈“公开的”存在要正确些，适当些，明智些，更便于影响更广泛的阶层。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只有十分愚蠢或十分轻率的人才会叫喊和吹嘘“我一切都能公开”。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立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出现。”（第41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全转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在需要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7—8期合刊第42页）的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分子”（同上）。

　　真是过甚其词！“独立行动的”，“自觉的”，“创造性的”，“战斗动员”，“最广泛的”，“最公开的”……这种——用谢德林的话说——大唱高调怎能不叫人作呕呢？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问题，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嘲笑尤里·查茨基之流的文风，而中学生对此却十分“迷恋”）。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特别明显地证明这个真理：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漂亮空话。

　　三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谈到选举纲领的重要性时，也是十分慷慨激昂的。纲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好极了！“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对它〈纲领〉充满感情〈！！〉，周密考虑，把它看作自己的纲领。”（黑体是尤里·查茨基用的）

　　说工人应当对纲领周密考虑，这是对的。在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更不妨周密考虑考虑纲领。但对纲领“充满感情”是什么意思，却是难以理解的。也许涅韦多姆斯基先生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要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下一期上发表一些“充满感情的”文章，来论述自觉动员起来的群众的独立行动的先锋队对选举纲领的“充满感情”？

　　不妨看看费·唐恩先生的文章中的一段妙论：“……选举策略的意义和政治内容因策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不同而完全不同，这要看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锋队及其全部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力量的自治集体，还是某些虽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不是由这样的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和压力下进行活动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实际上，谁会怀疑波特列索夫和唐恩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而是“先锋队的自治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下进行活动的”人呢！唉，这些取消派的达达兰们！

　　尤里·查茨基、尔·马尔托夫和费·唐恩周密考虑过纲领没有？其中的尤里·查茨基写道：“有一点我们不好意思承认，但又不应该隐瞒，就是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情况：纲领是纲领，竞选演说和文章讲的却是另一套，真是各唱各的调。”

　　真的，的确如此。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里”时有发生。

　　例如，尤里·查茨基曾就充满感情的纲领说了一些充满感情的话，接着又就统一的纲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一大套同样充满感情的话。这些充满感情的话把一个简单问题有意地掩盖起来了，这个问题就是：政治观点不一致，能有统一的纲领吗？如果观点一致，那又何必白费唇舌，去敲敞开的大门呢，要知道纲领就是观点的论述！

　　尤里·查茨基“转弯抹角地”谈了谈“统一的”纲领之后，竟非常笨拙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写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认可（对纲领）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不要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承认国外小组强加给它的纲领……”（第50页）

　　这叫作：如果国王实现我们的意志，他的权威将至高无上（der　K?nig　absolut，wenn　er　unseren　Willen　tut）。纲领最好是个统一的，如果“国外小组强加的”纲领没有得到认可的话。这不就是说纲领现在有两个吗？一个是被你骂成是“国外强加的”（只有普利什凯维奇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真想不到，尤里·查茨基竟和马尔托夫、唐恩携起手来，在波特列索夫的杂志上大谈国外的强加！真是堕落到了极点，才会采用这种手段去唆使不开展的人反对“国外”！）。另一个纲领显然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己被动员的群众的广泛而公开的组织组成的自治集体。说得简单一些，不转弯抹角，那就是：“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其他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并且在进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日益稳定而又有威信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彼得堡和它在近一年来的政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尤里·查茨基就是这样写的。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大家从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杂志上已很熟悉的彼得堡取消派“集团”，就是“实行集中化的因素”。清楚了，十分清楚了，可敬的尤里·查茨基！

　　纲领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它不应当是“国外小组强加的”，而应当是使彼得堡取消派“集团”感到满意的……这位尤里·查茨基真是“统一”的热烈拥护者！

　　四

　　现在，我们来看看尔·马尔托夫的“选举纲领的基本论点”……他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是党纲，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尔托夫用自己的话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述了这个党纲。现在还不清楚，马尔托夫宣扬的是不是他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期合刊上叙述过的那个党纲：旧党纲的这一部分，不论是拉林，还是列维茨基，还是普罗柯波维奇，显然都会同意的。或者马尔托夫是同意整个旧党纲？

　　要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的文章有一个地方说明他是同意整个旧党纲的；这是在第48页上，他在那里写道，有时需要“把话说得含蓄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说不应当放弃。“我们不会被迫”“削减我们的要求的内容”。这话说得很好。遗憾的是，这些话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们很清楚，例如“没有被〈马尔托夫〉怀疑为搞改良主义”的拉林就削减了和放弃了。我们很快就会确信，连马尔托夫也在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中，一面答应“不削减”和“不放弃”，一面又在事实上削减和放弃了。

　　可见，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作为选举纲领的组成部分和基础的党纲问题上，现在有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选举纲领：一个是没有削减和放弃什么的；一个是有所削减和放弃的，这种削减和放弃的趋向，已为拉林、列维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的说教的性质明显地表明了。

　　接着谈到了策略问题。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应当作出估计，我们任务的一切规定，我们对当前政治的任何一般问题和个别问题发表的一切“意见”，都应当以这个估计为依据。马尔托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取消派分子总是对“时局的估计”抱着取消派所特有的嘲笑态度）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下面就是马尔托夫对这个问题的“旧的”已经确定的答案发表的高论：

　　“某些人试图用一个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产生误解——公式来说明‘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说：什么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确切的原文是“在向……转变……的道路”〉……”

　　“不恰当的”公式……说得多么委婉！马尔托夫的同伙是不是早就看出，这个公式从原则上完全否定了他们认为是唯一救星的那种观点呢？费·唐恩是不是早就说过，“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问题，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呢？

　　请再往下听：

　　“……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05年事件以后才能实现这种瓜分的那些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以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为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社会力量，按马尔托夫的说法，就是六三时期“被授权成为公开的或者说是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资产阶级。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尔托夫的论调。他责备“不恰当的公式”，似乎只是因为这一公式忽略了政权倒退一步。首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尔托夫在1908年的“公式”问题上很不走运：他一谈到这个公式，就立刻表现出惊人的无能，不善于（还是不愿意？）确切地转述他十分熟悉的“公式”。“公式”直截了当地准确地谈到农奴主－土地占有者（而不是象拉林讲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还继续保持着“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就是说，假如这种瓜分政权叫作“倒退一步”，那这种倒退在我们的公式中，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相反，被极其确切地肯定下来了。其次，这一点是主要的，就是马尔托夫在讲到政权倒退一步的时候，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一步这个事实掩盖和抹杀了。关键就在这里！被马尔托夫弄得含混不清的议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的一步，就是这个阶级的路标主义，就是它背弃民主主义，靠拢“秩序党”，支持（直接和间接，思想上和政治上）旧制度以“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最小的“一步”为代价来保持自己地位的尝试。没有反革命的（路标派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君主制就不仅不能形成，甚至不能开始形成。马尔托夫“忘记”这一点，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他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路标派分子”。

　　自由派评价六三时期的时候，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上：假如同一个政权，在保留制度（和对民主派的压制）的同一些最基本的特点的条件下，向他，向自由派倒退“一步”，那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说什么我已经用《路标》文集和路标派的政策（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证明，我这个自由派是“反国家的”、背纸的、幼稚的、犯罪的、“盗窃的”、不道德的和无神论的以及《路标》文集中还以其他形容词谈到的民主派的坦率的真正的无情的敌人。尽管如此，政权并没有分给我，而是分给普利什凯维奇！——这就是六三时期自由派政策的含义，这就是司徒卢威和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斯托雷平自由主义”的含义。自由派眼巴巴地望着政权说，我对你一片忠心，可你却觉得普利什凯维奇比我好！

　　相反，无产阶级民主派对六三时期的看法，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比过去高得多的另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倒退。在80年代，就曾经向贵族“倒退一步”[79]，但那是在俄国刚改革后的阶段上的倒退，当时离开尼古拉时代[80]已经很远了，在尼古拉时代，贵族－地主是在没有“财阀统治制”、没有铁路、没有日益增长的第三种分子[81]的情况下发号施令的。现在也是这样，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有组织地长久地参加代表机关的基础上的倒退。这就是普利什凯维奇在向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所谓“破坏社会秩序”、反对所谓“知识分子〈路标派语〉革命”等等方面的整个转变（既是普利什凯维奇的又是米留可夫的转变）中保持领导权。

　　自由派的任务是“吓唬”一下普利什凯维奇，要他“自己挤一挤”，给自由派多让出点地盘，但这决不会完全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整个民主派的任务，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利用尖锐的冲突把下层群众引上舞台，目的恰恰是要铲除这种基础。从改造俄国这一任务来看，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这新的一步，就是在一切方面更明确地划分阶级的界限，特别是更明确地划分自由派（对普利什凯维奇们“负责的”反对派）和民主派（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界限。

　　由此可以看出，马尔托夫表面上只是批评“不恰当的公式”，实际上却提出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他看到了旧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而没有看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向旧政权倒退一步。他看到，1905年的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自由派资产者去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们或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站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没有看到，这些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路标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所援引的马尔托夫的话中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在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的斗争中应当“支持”自由派，应当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而决不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工人应当不管自由派的路标主义，不管米留可夫之流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平起平坐的意图，而去发动下层群众彻底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最深厚的根基（和最上层）。

　　其次，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马尔托夫在基本问题上可能而且必然会同拉林一致，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只是在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务的提法上同他有分歧。拉林说，我们已经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了，我国的土地占有者现在已经不是“农奴主”，而是大地主即资产阶级的农业企业主了。因此，现在提上我们的日程的不是历史性的“飞跃”，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列维茨基），我们的任务是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注：拉林写道：“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的同时，支持自由主义立宪派。马尔托夫反驳说，我们还没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但我们了解到下面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结合是矛盾的，我们应当“抓住旧制度的矛盾的要害”。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到已经产生的或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之间的联系，双方都没有提到“领导者”在确定俄国资产阶级改造的范围以至类型方面的活动，双方都认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说），是工人阶级在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得到安排”，而不是由它率领能够否定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民主派去安排俄国。

　　五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托夫下面的议论更明显地打了自己的耳光。

　　马尔托夫接着说道：“……比如，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却不得不使自己的统治和他所领导的贵族的统治采取了那些能加速资产阶级的组织、使这个阶级发展成为能够建立1830年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力量的政治形式……”

　　妙极了。在1815年波旁王朝以前，在1789年以前，法国的君主制是封建的、宗法制的。1830年以后，君主制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尔托夫自讨没趣地谈到的君主制，即1815—1830年的君主制，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显然，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马尔托夫举出的例子绝妙地驳倒了他自己！其次，法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早在1789—1793年的运动中，就开始暴露出它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当时，民主派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点马尔托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法国民主派，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卖和反革命情绪，经过长期的艰苦“战役”，建立了在1871年以后得以巩固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初阶段，法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是君主派；在漫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左派联盟”分子，请尔·马尔托夫不要对此生气！）的行动日益坚决和主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才改变成共和派，才重新得到培养、教育和新生。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80年中间，无产阶级大约有4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者的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本身的和工人阶级的各种集团、阶层和分子的结合是多种多样的。从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笼统概念”中“吸取”对20世纪头10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的答案，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使之变为自由主义。

　　马尔托夫接着写道：“比如，普鲁士政权在制止了1843年革命以后，不得不实施宪法和建立对土地占有制有利的立法代表机关；资产阶级就在立宪议会制度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萌芽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可是直到现在它还未能完成国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

　　可见，上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而没有这个因素，六三式行动所表现的客观趋势就不能得到实现！”

　　这话真是妙不可言！难道不是吗？马尔托夫用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冠冕堂皇的革命的词句掩饰改良主义的议论、理论和纲领，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能手！费·唐恩在讲到马尔托夫所批评的那个“公式”时，曾猛烈抨击那些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的人。尤·拉林写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应当是为了“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马尔托夫竟发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真是妙不可言！

　　但是，马尔托夫的这句话除了可笑之处外，还包含一些别的东西。马尔托夫真是一个支吾搪塞的能手。他没有说他指的是哪些阶级。他前面曾谈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可以假设，马尔托夫这里讲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只有从这种假设出发，才能“认真对待”马尔托夫上面这段话。但是，这种假设却十分明显地暴露出马尔托夫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宣扬者或辩护士。

　　我们的公式“没有提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对不起：我们的公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纠纷”。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纠纷是很小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而是“公式”中同样直截了当、同样明确讲到的其他阶级的冲突。

　　可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凡是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只能期望俄国通过“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从“六三时期”解脱出来。必须弄清楚“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以便了解目前俄国哪些阶级可能而且必定（指客观上必然，不是指主观上必定）发生决定性冲突。马尔托夫显然认为——所有取消派也同样认为——在俄国，领地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将会发生决定性冲突。（附带说一下，如果《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纲领草案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观点，取消派就会向工人讲清问题的所在，从而给工人运动帮了大忙；如果这两个刊物的纲领不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观点，那就是说，起草纲领是为了掩盖观点，纲领与这两个杂志所作的宣传的真实思想内容是不一致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公式”也直截了当地谈到，在俄国，旧式的领地占有制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不会发生决定性冲突，这两个阶级的冲突是必然的，但以“小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纠纷”对俄国的命运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作用”，也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好转。[注：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是“反动的一帮”，前者同后者的冲突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不会为民主运动造成机会，因此可以忽视这种冲突。这样的结论是把正确的论点弄到荒谬的地步，是不了解这个论点在什么范围内是正确的。谁都知道，“最大的公正”由于不了解公正和不公正的范围和条件而被弄到荒谬的地步，变成“最大的不公正”：summum jus-summa injuria。我们要提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是著名的伦敦代表大会对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作了正是正文里讲到的评价，并且承认必须“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07页。——编者注]

　　真正决定性冲突将要发生在其他阶级之间，这种冲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的冲突。

　　这种看法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理论上的考虑和1905—1907年的经验。在这三年中间，俄国经历了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界阶级尖锐冲突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可是，就在这三年中间，在资产阶级自由还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条件和保障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中，领地占有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冲突，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冲突既不是尖锐的，也不是决定性的。相反，尖锐的和决定性的——比较尖锐和比较具有决定性的——是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在经济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利益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对前者来说，最安全和最好的办法是只改革后者，而决不消灭它。最好是极缓慢的、甚至是难以觉察地缓慢的改革，而不是消灭，——绝大多数自由派资产者就是这样议论的，而且在当前的俄国经济和政治情况下，这个阶级也不能不这样议论。

　　其次，再以罢工运动为例，我们看到，俄国在上述三年中间罢工运动发展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高度。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才必然发出这样的议论，说最好是极缓慢地、难以觉察地缓慢地改革陈旧的劳动条件，而不要同旧的一套彻底决裂；最好是保存旧的一套，而不要同它决裂。相反，对农民和工人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议论；经济状况在这里引起了真正尖锐、真正决定性的冲突。如果象民粹派对农民的看法，托洛茨基对工人的看法那样，认为这些冲突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那是错误的。可是，毫无疑问，通过这些冲突，而且只有通过这些冲突，一切旧的、陈腐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前的东西才会（当冲突有一定结局的时候）消除干净，彻底消灭。

　　俄国的地主，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多尔戈鲁科夫，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奴颜婢膝、因循守旧和害怕变化的心理培育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在俄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冲突”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就“革命”这个词的历史方法论的意义来说）的时代，在参与其中的工人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正在把这个阶层培育成没有上述讨人喜欢的品质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培育成那样呢？对这个问题只有到俄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代结束时才能作出回答。在此以前，俄国政治思想界的一切进步派别必然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或是倾向于极力用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害的方式来改造、革新俄国的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或是倾向于率领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前进的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

　　我说“倾向于”，是因为还不能设想所有的进步派别都已经意识到也就是说理解到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阶级根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找到这些根源，没有懂得下面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就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维护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训练工人阶级使它将来在资产阶级俄国发挥作用，必然沿着下面两条主要道路进行：或者跟着自由派走（自由派是跟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后面或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或者不管自由派的动摇、背叛和路标主义，率领民主分子前进。

　　六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涉及到尽人皆知的“左派联盟”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尤里·查茨基和费·唐恩是暴跳如雷地反对左派联盟的；对这两个政治家中的后一个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总得用点什么来掩盖他1907年春在彼得堡为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背叛工人事业和分裂工人组织的行为！但是左派联盟的问题是个值得注意的和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这里谈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选举协定（在实行目前的选举法的情况下，“左派联盟”在实践中是极少实现的），而是整个选举宣传和鼓动的一般性质和内容问题。“迫使”国内人数最多的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采取工人和农民民主派“共同行动”以反对旧制度和反对摇摆不定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左派联盟”策略的基础和实质。1905年的事态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劳动”团和工人团在头两届杜马中的投票、各党报刊对民主派的根本问题的态度，甚至第三届杜马中的“农民团”（在该集团中有大量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都说明了这个策略。大家知道，就连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第三届杜马中43个农民提出的土地法案要比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提出的法案民主得多！

　　毫无疑问，取消派正是在这方面，在一般原则问题上反对“左派联盟”的。同样毫无疑问，取消派背弃左派联盟就是背叛民主派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一次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左派联盟”策略的范例，并且这些运动的一切胜利总是与这个策略的成功联系着的，与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而引导斗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方针联系着的。正是“左派联盟的策略”，正是城市“平民”（＝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达到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讲过多次，不仅在1848年讲过，在这之后很久也讲过。为了不再引用已经多次引用过的话，我们只提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1859年的通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写的悲剧《济金根》的时候写道：剧本所描写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在概括地指出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82]的未来分歧的全部线索时，责备了拉萨尔，说他陷入“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2、574页。——编者注]

　　我们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的指责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尽管拉萨尔竭力反驳这个指责。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式的骑士”（译成20世纪初的俄文，就是自由派－地主）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译成上述时期的俄文，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取消派咒骂左派联盟的策略，企图用喧嚣声来盖住由此产生的关于任何工人政党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必须结成“左派联盟”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他们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从而陷入了可笑的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例如，害怕“左派联盟”就象害怕鼠疫一样的尔·马尔托夫，在“纲领的基本论点”中草拟土地纲领时写道：“最可靠、痛苦最少、最有利的文明发展办法，仍然是把地主土地从现在的占有者手中收回，交给人民。”他竟无意中谈到了（真可怕！）国有化！这是第一。第二，马尔托夫既然讲出了正确见解，他也就讲出了（与他的同伙切列万宁相反：参看切列万宁1908年的路标主义著作《当前的形势》）左派联盟的见解，因为他制定的土地纲领就是既反对旧制度又反对类似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政党的左派联盟行动纲领！！真是“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83]！！

　　尔·马尔托夫制定的土地纲领是这样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同他们的思想领袖——民粹派联合起来了（事实上联合起来了，就是说，不管任何“协定”而走到一起来了）。相反，这个土地纲领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一起同立宪民主党人（和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开了。如果除了这个根本不用争辩的政治结论以外，你还考虑到土地问题（民主土地改革的问题）是我们解放运动的中心问题，那你就会发现，马尔托夫不得不就当代的中心问题制定了“左派联盟的”策略！

　　我们这位“左派联盟”的反对者是怎么会和为什么会这样倒霉的呢？原因十分简单。他要么是直截了当地斩钉截铁地同旧党纲一刀两断（他还没有这样的决心，他还没有“赶上”勇敢的（在背叛方面）切列万宁和拉林），要么就得转述（虽然是大致正确地）旧党纲，而从旧党纲必然得出“左派联盟”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取消派的可悲命运。

　　七

　　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尔托夫文章中的两个重要的地方。他写道：“在六三体制内部发生任何这样的冲突〈指使这个体制瓦解和破坏的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来实现立法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以及扩大人民力量的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这对我们的独立活动是最宝贵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8期合刊第50页）

　　马尔托夫的这个提法很妙。但这恰恰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务和方针的提法。“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步骤”，“扩大劳动的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世界上所有多少有点教养、受点“欧洲”精神熏陶的自由派资产者，都在一字不差地重复马尔托夫的这些话。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政策的区别，只有在向工人说明刚才引证的自由派的提法的缺陷、不足和欺骗性的时候和在这样做的地方，才会开始显露出来。促使无产阶级采取步骤来改变自由派许诺“扩大”的那个“范围”，用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范围”取而代之——如果不想建立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话，就是应当这样（大致上）确定工人政党的任务和要求。

　　有件可笑的事应该提一下，尔·马尔托夫在给上述引文加的注释中谈到了自己的提法，他说：“这个提法当然无论如何不会被人指责为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你们想想看，他究竟是用什么来反驳这种指责的呢？他竟引用了尼·罗日柯夫发表在《鄂毕生活报》[84]第171号上的一篇文章。马尔托夫从这篇文章引了5行提法极不恰当的莫名其妙的论述“公开政治同盟”的文字。我们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就算罗日柯夫是主张“公开党”的吧。可是这里讲的是马尔托夫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提法，那为什么要引证这样一篇文章呢？？从什么时候起竟可以用另一个作者的另一个错误来为自己的一个错误进行辩解呢？

　　但是最明显最巧妙地表述了马尔托夫文章的全部精神的是他这篇文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段中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整个选举运动应当由我们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的斗争旗帜下来进行。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和竞选组织工作的方法，都应当服从〈请注意！〉这个原则。”

　　正是这几句话正确地反映了确定取消派的整个选举鼓动（和整个政策）的“内容”的“原则”！马尔托夫用来安慰马克思主义读者的“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的这些美妙的词句，在这个对“原则”的提法中不过是句空话。所谓原则原来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自由派资产者对工人说：你们有权利进行斗争，你们必须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为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进行斗争。马尔托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奉献给工人的就是自由派的、有教养的、激进的——用英国或法国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的这些原则。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为了真正有成效地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你们就应当争取全体人民的政治自决的自由，向人民指出他们的国家生活的彻底的民主的形式，把群众和劳动人民中的落后阶层从自由派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了使你们的政党真正充分了解到阶级的任务，使它的活动真正成为阶级的活动，而不是行会式的活动，就应当使它不仅参加政治生活，而且——不管自由派怎样动摇——把广大阶层的政治生活和独立活动引上比自由派指出的那个舞台更高的舞台，引向更重要更根本的目标。谁要在由自由派规定的或经他们允许的范围、形式和外貌的舞台上给阶级划出一个“独立的”“活动”角落，谁就是不懂得阶级的任务。只有那些集中注意力（包括意识和实际工作等）去进行对这个舞台本身、它的整个形式和整个外貌的改造而不受自由派标准的限制的人，才能懂得阶级的任务。

　　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于：前者排除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后者特意确定的正是这个思想；前者是旧“经济主义”（“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当代的最新的变种，后者则极力从思想中根除旧“经济主义”和“新经济主义”的一切基础。

　　现在还要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列维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前者是个摆脱旧的传统和怀旧思想的年轻的新一代的取消派。他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坦率，直截了当地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而马尔托夫是“见过世面”的，有个时期曾经是旧火星派，他身上混杂有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旧传统[注：确切些说，这些传统的内容，这些传统的思想核心，在马尔托夫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但词句还保留着，打“不调和的国际主义者”的“体面幌子”的习惯还时时表现出来]，以及还不是全无顾忌的新的取消主义；因此，他极力对天起誓：“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可是后来他兜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以后还是脱口说出，整个选举鼓动的“原则”应当是取消派的原则。

　　而全部问题恰恰是在选举运动的“原则”上。

　　载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68—94页

　　【注释】

　　[78]达达兰是法国作家阿·都德的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中的主人公，一个惯于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物。——101。

　　[79]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1881—1894年），当时曾进行反动的“反改革”。——109。

　　[80]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1825—1855年）。——109。

　　[81]“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在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09。

　　[82]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18。

　　[83]“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119。

　　[84]《鄂毕生活报》（《Обская　Жизнъ》）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1909—1912年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出版。——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