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23卷前言

列宁全集第23卷前言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3年3月至9月即在俄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以后所写的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理报》和《启蒙》杂志上发表过的短篇文章。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两篇文章。

  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一点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然后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一些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发展过程,指出从那时起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预言马克思主义在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会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渊源、体系和实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封闭的僵化的学说,它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在哲学方面,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认识人类社会,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本卷第45页)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利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创立了新的经济理论。列宁写道:“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本卷第46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列宁高度评价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说明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出路,指出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找到了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彻底地贯彻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写道:“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本卷第48页)

  本卷中的许多文章分析和评述了新的革命高潮时期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揭露了自由派的反动实质,批判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立场。

  在《怎样增加俄国人均消费量?》、《我们的“成就”》、《论“石油荒”》、《农民经济中的铁》等文章中,列宁用工业生产的一些统计数字,对比了俄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指出俄国是经济极其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的国家,说明俄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同农奴主勾结在一起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在《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等文章中,列宁从政府教育经费、学校教育、教师薪金等方面说明俄国是欧洲教育最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的野蛮国家。列宁指出,俄国存在占人口近五分之四的文盲是同地主政权的愚民政策相适应的,农奴主的统治造成俄国人民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困。

  在《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地主的土地规划》、《份地的转移》、《土地“改革”的新措施》、《移民工作的意义》、《再谈移民工作》等文章中,列宁揭示和论述了沙皇政府新土地政策的破产。列宁指出,这个政策的两张主要王牌——移民和独立农庄,不仅没有使农民状况好转,反而使基本农民群众丧失更多的土地和更加贫困,使“新式地主”即富裕的农民私有主更加富裕。摆脱新土地政策使俄国陷于绝境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使农村从农奴制的大地产的压迫下解脱出来,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要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在《自由派在粉饰农奴制》、《立宪民主党的集会法案》、《自由派和结社自由》、《自由派扮演了第四届杜马的维护者的角色》、《杜马休会和自由派茫然失措》、《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政治上的原则问题》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粉饰俄国的农奴制和农奴主的国家制度,批驳了他们关于一般改革特别是结社自由的言论。列宁指出,整个资产阶级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总是想用结社自由之类的个别立宪改革来削弱工人阶级提出的革命要求,他们颂扬和维护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联盟,妄图与农奴主-地主分享政权来防止革命的发展。列宁要求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派揭穿杜马的内部腐朽性,指明任何一项根本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在沙皇俄国实现,自由派有关政治改革的改良主义是非常愚蠢和毫无作为的,因为重大的改革只能是那种完全摆脱了改良主义狭隘性的运动的附带结果。

  《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一文指出,沙皇政府实施的反革命制度依靠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反革命制度和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任何改革在这样的俄国是不可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教育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关于革命形势的重要论点:“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本卷第313页)列宁认为,俄国已具备这种革命形势,全国性的危机已经形成,自由派和取消派都不能够指出一条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在《厂主谈工人罢工》、《1912年和1905年的经济罢工》、《1912年五金工人的罢工》、《数字的语言》等文章中,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关于罢工的统计材料,指出了这些罢工的巨大规模和进攻性质,说明了1913年五月罢工的重大意义。列宁说,1912年以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看不到象俄国那样多、那样顽强、那样形形色色和那样有毅力的政治罢工。这表明,俄国工人阶级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政治和经济要求相结合的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唤起并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

  《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一文指出,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沙皇政府的政策中充斥着黑帮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腐蚀和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这种情况要求一切觉悟的工人对民族问题应有明确的提法和解答。觉悟的工人主张各民族的工人应当有完全的统一,并正以各民族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新世界,即以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任何人剥削人现象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民族压迫,民族纠纷或民族隔绝的旧世界。

  在《民族问题提纲》中,列宁对民族问题提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和解答。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坚持各民族的自决权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但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一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作出单独的估计。社会民主党要提醒各民族劳动者提防被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蒙蔽。列宁说:“所有民族工人要是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就无法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本卷第331页)本卷中的《路标派和民族主义》、《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等文章揭露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真理报〉是否证明了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等文章揭露了俄国崩得分子的分离主义。

  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其中包括所谓国语。社会民主党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其中包括超地域的民族自治、在一个国家内按民族分校等主张,因为这个口号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国际化。各国无产阶级正在创造和发展国际主义文化,这个文化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本卷中评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还有《犹太学校的民族化》、《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等。

  《几个争论的问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政论家札记》等文献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之间存在的原则分歧,指出了取消派不仅企图取消现有的地下党组织,用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来代替它,而且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列宁指出,取消派的建立“公开的工人党”的口号是放弃革命的改良主义口号,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是先进工人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而同自由派资产者们进行斗争的表现。收入本卷的《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是列宁为帮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争取使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脱离托洛茨基的反党八月联盟而草拟的。

  列宁在《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资产阶级不敢否认阶级斗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力图歪曲和缩小阶级斗争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把阶级斗争局限于枝节问题,不把夺取国家政权纳入这一斗争。取消派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丧失以革命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的取消派分子进行的全部争论的思想基础。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本卷第249页)

  本卷中的一部分评论文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批判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资本主义与税收》、《一个先进的资本家的思想》等文章揭露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的阶级私欲和掌握世界霸权的欲望。《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一文批驳了资本主义的教授和辩护士们关于股份公司的发展使私有者的人数增加的论断,指明大资本合并了小股东们的零星资本而变得实力更加雄厚,百万富翁通过股份公司加强了对小股东的控制,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指出,泰罗制被资本家利用来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的身体受摧残,失业的人数增多。《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一文认为,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塞所发明的从煤层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的一个巨大的技术革命。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生活的影响。

  《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资本家和扩充军备》、《“对谁有利?”》、《资产阶级与和平》等文章揭露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客狂热地扩军备战,用保卫祖国、维护和平、保护文化等骗人鬼话欺骗和煽动人民。列宁指出,大炮厂、炸药厂和造枪厂是各国资本家共同欺骗和掠夺人民的国际性企业。欧洲各国政府挑动本国人民去和别国人民作战是为了资本家大发横财。列宁教导说,不要相信那些鼓吹战争的人所编造的辩解理由,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提出某些建议、措施并为之辩护时,那就看看这些建议、措施和观点对谁有利。列宁指出:“和平的唯一保障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本卷第136页)

  《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文章称颂了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革命唤醒了亚洲,数亿亚洲人民已经成为有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整个亚洲当权的资产阶级同亚洲一切垂死的中世纪反动势力结成了联盟,而欧洲的无产阶级则是亚洲革命人民的可靠同盟者。列宁写道:“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本卷第161页)

  列宁在《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章中评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分析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民主派为唤醒人民、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揭示了袁世凯和保守派政党的反动性,指出欧洲资产阶级同中国各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这个联盟的斗争非常艰巨。列宁认为,孙中山的党只要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就能逐渐成为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列宁写道:“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本卷第3页)

  《在英国(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揭露英国机会主义者》等文章指出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工人组织中的改良主义首领们所推行的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的危险性。列宁说,英国独立工党不依附于社会主义,而完全依附于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来腐蚀工人。列宁希望俄国工人从英国机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中了解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危害性。在《比利时罢工的教训》一文中,列宁分析了1913年4月发生的比利时总罢工,指出这次罢工遭受局部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部分比利时社会党人特别是议会议员中占优势,其次在于比利时工人组织和党的软弱。列宁认为,由此得出的两个教训是:少考虑和信任自由派,多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进行独立的斗争;多注意社会主义宣传,多做工作去建立一个坚强的、能坚持原则和忠于社会主义的党的组织。

  本卷收有三篇列宁为悼念卓越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而写的文章。《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指出,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够准确,但是整个说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首先指出在倍倍尔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然后叙述了倍倍尔的生平活动和他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列宁赞扬倍倍尔为社会主义和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称他是“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哈利·奎尔奇》一文介绍了英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哈利·奎尔奇对英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赞扬他长年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走在那些不屈不挠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们的最前列。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了14篇,其中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真理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工人对工人报纸的支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地主谈外流的农业工人》、《关于第189号〈光线报〉社论》、《自由派的政客手腕》、《工人政党和自由派骑士们(关于波特列索夫)》、《扩充军备与德意志帝国国会(寄自德国)》、《关于土地政策问题》、《为“人民”供应廉价肉》、《资本家和扩充军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波涛”小组关于承认波涛出版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的协议草案》等等以及《附录》中的两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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