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阿·施韦格勒译 共两卷
1847年蒂宾根版
参看上述关于“房屋”的引文[注:见本卷第307页。——编者注]。
被引进到哲学中的大量最有意思的、活生生的、素朴的(新颖的)东西,在叙述中却被经院哲学、被否认运动的结论等等所代替。
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不朽。
“人和马等等都是单个地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本身不是以单一实体的形式存在的,而只是作为一定概念和一定质料所构成的整体存在的。”(第7篇第10章第27—28节第125页)
同上,第32—33节第126页:
{哲学常常在词的定义等等方面纠缠不清。}
“……质料本身是不可认识的。质料部分地是可感觉到的,部分地是可理解的。可感觉到的是作为金属、木材的质料,总之是能够运动的质料;而可理解的则是存在于可感知的事物中但又不能感觉到的质料,例如数学的东西……”
{触及一切、一切范畴。}
最具有特色和最有趣的地方(在《形而上学》的开始部分)就是同柏拉图的论战以及因唯心主义胡说而“困惑的”天真有趣的问题和怀疑。而所有这一切又围绕着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而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始部分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对这种思想,对辩证法没有搞通)。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处处混合起来,而又处处显出客观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素朴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幼稚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探索、寻求、迷宫,入迷了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探索、寻求,是向黑格尔逻辑学接近,——但是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求、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若干套试探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素朴的意见分歧。
“……由此可见,普遍不是同单一并列和离开单一而存在的。当理念学说的拥护者断言理念独立存在的时候,他们是正确的,因为理念是单个的实体;而当他们把多中之一当作理念的时候,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不能够指出,那些同感觉到的单个物体并列和在它们以外的永恒实体应当是什么。正因为这样,他们就把理念当作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暂时性事物的同类,并给感性事物加上自在这个词,说什么自在的人、自在的马。”#(第7篇第16章第8—12节第136页)#“然而即使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天体,但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之外,许多永恒的实体仍然存在着;即使我们不能够指出这些永恒的实体是什么,但它们的存在毕竟是必然的。因此就很清楚:任何普遍的东西都不是单个的实体,任何单个的实体都不是由若干单个的实体(ουσια)构成的。”(——第13节,本章完)
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等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
(第8篇第146页——大概是插在第5章第2—3节的后面的。)
“……任何一物的质料同它的对立面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难题(?πορ?α)。举例来说,某人的身体按其可能性(δυν?μει)来说是健康的,而健康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么这人的身体是否按可能性来说是既健康又有病呢?……
……其次,活人是否按可能性(δυν?μει)来说是死人呢?”
(第181页),第11篇第1章第12—14节:
“……他们<哲学家们>把数学的东西置于理念和感性事物之间,作为某种存在于理念和此岸世界以外的第三者。可是,除了自在的人(或自在的马)和单个的人或马以外,并没有什么第三种人和第三种马。但如果问题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数学家又研究什么呢?无论如何,不会是此岸的东西,因为在此岸没有什么东西是象数学所探求的东西那样……”
同上,第2章第21—23节:
“……其次,试问除了具体东西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什么东西呢?我把质料和一切质料的东西都叫作具体的东西。如果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因为所有质料的东西至少都是暂时性的。但如果除了具体的东西以外还存在着什么,那么,看来这就是形式和形象。然而,讲到形式和形象时,则很难确定哪些东西具有形式和形象,而哪些则没有……”
第11篇第3章第12节第185—186页——数学家把热、重量以及其他“感性的矛盾”撇在一边,他注意的“只是数量的东西”……“关于存在的事物也正是这样”。
这里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是偶然的、不彻底的、尚未发展的、倏忽即逝的。
文德尔班在《古代哲学史概论》中(弥勒《古典古代史手册》第5卷第1编第265页)(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室”)强调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逻辑)“把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作为最一般的前提”,他引用《形而上学》第5篇第7章的一句话:“δσχ?s λ?γεται,τοσαχ?s τò ειναι σημανει”[注:“这种种言论以若干方式发表出来,就以若干方式标明存在。”——编者注]。这是第4节。施韦格勒把这句话译成:Denn so vielfach die Kategorien ausgesagtwerden,so vielfach bezeichnen sie ein Sein[注:因为范畴被多次表述,它们就多次标示存在。——编者注]。译文很糟!
向上帝的接近:
第12篇第6章第10—11节:
“……因为,要是没有任何能动的东西作为原因,运动怎么能够发生呢?质料自己不能使自己运动,使质料运动的是建筑术;同样,月经和土地本身也不能使自己运动,使它们运动的是精液和种子……”
留基伯(同上,第14节)主张永恒的运动,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第11节)。
第7章第11—19节——上帝(第213页)。
“……永恒的运动必须出自某种永恒的东西……”(第8章第4节)……
第12篇第10章——重新“考察”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可以说都是“问号”。对各种不同的观点作了非常新颖的、素朴的、怀疑的阐述(多半是暗示)。
在第13篇中,亚里士多德又回过来批判毕达哥拉斯关于脱离感性事物的数(和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学说。
原始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似乎是怪诞的、惊人(确切些说:幼稚)荒谬的。可是当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上帝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桌子、椅子和桌子观念、椅子观念;世界和世界观念(上帝);物和“本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地球和太阳、整个自然界的联系——以及规律、逻各斯、上帝。人的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屋”和个别房屋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复制(=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上帝)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反过来说,就是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否认幻想的作用也是荒谬的:参看皮萨列夫论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163]。)
关于“数理哲学”(按照现代的说法)的“困难”的素朴的表述(第13篇第2章第23节):
“……其次,物体就是实体,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但线怎么能是实体呢?从形式和形象方面来说,线不是,比如说,象灵魂那样的实体,而从质料方面来说,线也不是象物体那样的实体,因为很明显,任何东西都不能由线、面或者点构成……”(第224页)……
第13篇第3章卓越地、明确地、清楚地、唯物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数学和其他科学把物体、现象、生活的一个方面抽象化)。但是,怍者没有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
施韦格勒在其评注(第4卷第303页)中说: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肯定地阐述了“自己对数学的东西的观点:数学的东西是从感性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东西”。
第13篇第10章中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施韦格勒的评注(关于《形而上学》第7篇第13章第5节)中表述得比较好:科学只涉及一般(参看第13篇第10章第6节),但只有个别才是现实的(实体的)。这就是说,科学和实在之间有一道鸿沟吗?存在和思维是无法相比的吗?“真正认识现实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吗?”(施韦格勒,第4卷第338页)亚里士多德回答道:知识潜在地面向一般,现实地面向特殊。
施韦格勒(在同一地方)把弗·费舍《从经验论观点阐述的形而上学》一书出版年代(1847年)称为极其有价值的作品,费舍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
第14篇第3章第7节:“……如果在感性事物中根本没有数学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数学的东西的特性是为感性事物所固有的呢?……”(第254页)
(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同样的意思,见第14篇第6章第21节。)
《形而上学》完。
#弗里德里希·费舍(1801—1853)是巴塞尔的哲学教授。普朗特尔在关于费舍的条目中(《全德人物志》第7卷第67页)对他作了轻蔑的评论,他说:“由于费舍对主观唯心主义根本反感,他几乎陷入相反的极端,即排斥观念东西的经验论。”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2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9卷第323—332页
注释:
[16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是列宁于1915年在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室作的。该书由阿·施韦格勒于1847年用希腊文出版,附有德译文和注释。摘要写在《哲学》笔记本里,是这本笔记的最后一篇。
列宁在作《形而上学》一书摘要时说,这部著作“触及一切、一切范畴”(见本卷第313页)。他强调其中对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念学说的批评的意义,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探索、寻求”和他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接近。他在摘要中还比较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不同形式,揭露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同时指出了幻想“在最精确的科学中”的作用(见本卷第317页)。关于《形而上学》一书,见注10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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