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学价值——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周年之际

编者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其意义远不止于环境保护的技术与管理，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明范式，蕴含着深厚的人类学价值。本文旨在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重塑关于“人”的本质、人与环境的关系、社会文化的构建以及全球共同体的未来。文章将从历史维度梳理人类文明演进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揭示生态危机的深层人类学根源；从现实维度剖析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本性与社会结构的异化；从实践维度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通过文化适应与技术创新，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开启新的可能；最后，从全球治理维度论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价值基石与践行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蕴含深厚人类学价值的全新文明范式。它重新定义“人”的本质，将人从孤立的“经济个体”回归为与自然共生、与他人相连的“生态存在”；重塑文化的功能，使文化从刺激消费的工具回归为指导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载体；更重新锚定文明的方向，为破解现代性危机、实现人类与万物的共生共荣，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与行动指南。

一、历史之维：从“嵌入自然”到“主宰自然”——人类学关系的断裂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要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方位与人类学价值，需将其置于人类与自然关系演进的宏大叙事背景之下。这一叙事远比工业文明的短暂历史更为悠久，其主线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在宇宙中定位的不断变迁。

在占据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光的原始采集－狩猎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心理上与实践层面都深刻地“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中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对境内少数民族的长期研究中，揭示了大量类似的生存智慧。例如，著名民族学家秋浦通过对东北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系统性社会历史调查，详细记录了其基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宇宙观和一套极其严苛的狩猎伦理与生态禁忌。他们信奉山、水、树、兽皆有神灵主宰，衍生出不打怀崽的母兽、不猎幼兽、不在动物繁殖季节大规模围猎等行为规范，并在获取猎物后举行仪式感谢山神的赐予。这实则是一套精心构建的、用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其背后，是一种强调自然内在价值的世界观，即：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命网络中的平等一员，与其他生物存在紧密的共生关联。这种观念构成了其文化的核心，有效遏制了资源的过度消耗。

进入农业文明，人类通过驯化动植物和定居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砍伐森林、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成为可能。然而，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这种干预总体上仍被一种强大的宇宙观所约束和引导。以儒、道两家为核心，融合了法家、阴阳家等思想的中华生态智慧，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宏大哲学框架。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将“自然”视为最高法则和终极价值，主张人类应无为而顺道，摒弃过度的人为干预。儒家则从伦理秩序入手，将自然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相类比。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虽带有神秘色彩，但其核心在于强调天人的统一性与互动性，认为人的行为，尤其是君王的行为，会与天象、自然灾异相互感应。这种思想在客观上约束了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对自然的肆意妄为。更为具体的是，这种智慧落实为一系列指导生产生活的实践准则。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不仅是实用的资源管理策略，更是一种将人类行为纳入自然节律的道德律令。人在这种图景中是“宇宙人”或“道德人”，其存在的意义与宇宙的和谐运行紧密相连。

然而，关键转折发生在近代欧洲。通过殖民与全球化进程，近代欧洲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共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其核心是“主客二分”的哲学，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彻底分离，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一命题提供了哲学基石。哲学家余谋昌教授在其著作《生态哲学》中精辟地指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自然视为没有内在价值、仅供人类驱使的客体仓库和垃圾场，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总根源。

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最终催生了一种以无限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工业文明形态。当这种文明形态伴随着枪炮进入中国时，它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在寻求救国图存的道路上，一方面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文明的弊端有所警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曾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科学万能梦的破产和精神的空虚。

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人也被简化为劳动力商品，其价值主要甚至唯一地由其经济产出衡量。这种异化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社区纽带的瓦解以及个人精神世界的普遍空虚与焦虑。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用“社会断裂”一词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快速转型而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就包含了人与公共生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而环境恶化，如雾霾、水污染等，则成为这种现代性风险最直接、最可感的体现，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前景与健康安全。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可见，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绝非简单的政策失误或技术落后，而在于工业文明所塑造的、一种特定的人类学范式——它将人定义为与自然对立、并以无限攫取自然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孤立主体。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以惊人的深刻性与勇气，完成了对这一错误范式的彻底揭露与哲学清算，回归更具整体性、关系性的中华传统生存智慧，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