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56年3月5日

　　如今普鲁士政府也象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24]，但是，官僚政府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顽固的容克地主感到棘手。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也许你从中已经看到，普费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完成的丰功伟绩。于是，左派把1848年这位普费尔亲自签署的、完全以“疯狂年”[25]的精神草拟的1848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 leader，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但决非个人争吵”。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它应当注意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但是普鲁士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派系倾轧”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吗?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

　　莱维。是由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有两重使命：

　　(1)揭发拉萨尔。经过一番非常细致的了解，我认为他们说得对。自从伯爵夫人得到她的30万塔勒[26]，拉萨尔完全变了样：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

　　(2)派莱维来的第二个目的是向我介绍莱茵省工人状况。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同科隆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同时不再看得到“任何老爷”了。可是，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佐林根、伊塞隆及其近郊、爱北斐特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在铁业区，这些小伙子们打算发动起义，只是由于对法国革命抱有希望，以及由于“伦敦人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才停下来。如果事情拖得更久，莱维认为发动未必防止得了。但是无论如何，巴黎起义会是一个信号。看来这些人坚定地相信：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开始就会马上奔向他们那里。他们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指责这些人。但是我担心，如果按照他们极端简单化的计划去做，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他们就已经四次被消灭了。无论如何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我已经说过：如果情况许可，我们一定会到莱茵工人那里去；如果没有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的首先发动，他们的任何独自发动都是荒谬的；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能产生暂时的不良后果；关于莱茵省的工人居民可以直接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我一定会跟我的朋友们认真商量；过一些时候，他们应当再派人到伦敦来，但是，如果事先没有商量好，那么什么事情也不要干。[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30页

　　{第97页：(1856)：普鲁士的无双议院。政府极度害怕平民的胜利。}

　　{第98—99页：工人们告发拉萨尔，说他投靠资产阶级（1856）。}

　　{第101页：1856莱茵省的人们在期待}

　　{注意}

　　{革命——如果巴黎……就冒一下险，即使失败也有好处。（马克思）}

　　{注意[即使失败——只要能发动革命]。}

　　注释：

　　[24]“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1815年8月选出的议会众议院，当选的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马克思在这里用法国的“无双议院”比喻普鲁士议会的众议院，暗示普鲁士容克这时由于1850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已在众议院里确立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普鲁士》一文中谈得比较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713—718页)。——16。

　　[25]“疯狂年”一词是1739年约·亨·法尔肯施泰因的历史小说《图林根和爱尔福特纪事》最先使用的，在该书中是指1509年，这一年以爱尔福特市民多次风潮而著称。1833年，路·贝希施坦出了一部小说《疯狂年》，描写1509年事件。后来，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普遍使用此词来称革命的1848年。——16。

　　[26]指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斐·拉萨尔自1846年至1854年为她进行了这项诉讼。1851年7月宣判离婚。根据以后达成的关于财产的调解协议，伯爵夫人取得30万塔勒。——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