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

　　侯里欧克的事很讨厌[174]，这个家伙纯粹是一个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随风转舵的人。问题在于，总委员会的组成怕不怕这类家伙渗透进来?如果你们允许侯里欧克参加，那么另外一些人也会来，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事情立刻会变得严重起来。在较为动荡的时刻到来的情况下，这些先生无疑会出席会议，并力图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我所知，侯里欧克先生从来没有为工人阶级本身做过任何一点事情。本来是有一切理由不接受他的，但是如果拒不承认他的候选人资格会造成委员会的分裂，而答应他也许实际上只会使总委员会的组成发生微小的变化，那就只好同意吧!不过我还是有些不能想象工人的委员会中有这样的家伙……

　　现在来谈谈凯里。

　　在我看来，整个争论问题同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李嘉图说，地租是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收入和最贫瘠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凯里说的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

　　总之，在什么是地租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争论仅仅在于，地租是怎样产生和由于什么产生的。而李嘉图对地租产生过程的描述(凯里，第104页)同样是非历史的，就同经济学家们的一切诸如此类的历史叙述一样，同凯里自己关于亚当和夏娃的伟大的鲁滨逊故事(第96页及以下各页)一样。对于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原谅；他们根本没有力求获得历史知识，而且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也是非历史的，就象18世纪的其他启蒙学者一样，启蒙学者的这种伪历史的补论从来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来合乎理性地说明某一事物的产生的表达方式，而且在他们那里，原始人的思考和行动从来都是同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一模一样的。而凯里要是奢望创立自己的历史理论，在我们面前把亚当和夏娃描绘成居住在原始森林里的美国佬时，他就不能要求别人相信他，对他就不能这样原谅了。

　　假如李嘉图没有出于幼稚而把收入较多的土地简单地叫作“肥沃的”土地，那么，整个争论问题就不存在了。按照李嘉图的看法，最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首先耕种。一个生活在已经耕种数世纪的土地上的有头脑的资产者也正是应当这样考虑问题。于是凯里抓住“肥沃的”一词，硬说李嘉图认为首先耕种的是本身能够提供最多收入的土地。然后凯里断言：不，这是不对的；相反地，本身最肥沃的土地(亚马孙河谷、恒河三角洲、热带非洲、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等地)甚至迄今还没有耕种；最初的移民总是首先去耕种自动排水的土地，即处于高地和斜坡的土地，因为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而这些土地天然是比较贫瘠的。当李嘉图说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的时候，他说的是一回事，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在这两个用“和”这个连接词连接起来的定语中可能含有矛盾。但是，凯里(第138页)却描绘出一幅图画，硬说李嘉图把他的最初的移民安置在河谷，而凯里则把他们安置在高地上(从他描绘的图画来看，是安置在光秃的岩顶和实际上不宜耕种的45度坡地上)，这纯粹是诽谤李嘉图。

　　书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凯里从历史方面举出的实例，因为这些例子是和美国有关的。他作为一个美国佬有可能亲身经历殖民过程并从头考察这一过程，因此他对这方面非常熟悉。虽然如此，这里想必也有许多应首先予以分析的非批判性的东西。但是只要一谈到欧洲，他就开始任意虚构，大出其丑。凯里对美国本身也并非没有偏见，这表现在他热中于千方百计地证明，未耕地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甚至有负价值(土地的价值据说1英亩为负10美元)，因而他称赞那些以自己的完全破产为代价来使荒地变为可供人类利用的土地的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一个盛行大规模土地投机的国家里说这种话，岂不令人发笑。此外，这里没有一处提到大草原土地，而且一般说来他也只是顺便涉及到它。其实，关于荒地的负价值的整个故事和他的全部数据，用美国本身作例子就能最好不过地予以驳斥。如果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美国必然不仅是最穷的国家，而且会变得一年比一年相对地贫穷，因为对这种没有价值的土地花费的劳动会愈来愈多。

　　他给地租下的定义是：“以地租的形式取得的金额是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扣除<付租土地的>生产力和较新的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差额，而后一种生产力是在使用和投入与已耕种土地同等数量的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的”(第165、166页)，——这一定义，在某些地方，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美国。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地租也是这样复杂的东西，它的形成受到这样大量的其他情况的影响，所以即使在这类情况下，这个定义也只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正确的，即只有对两块并列的土地来说才可能是正确的。至于地租中还包含有“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这一点李嘉图了解得并不比凯里差。如果凯里说土地本身比没有价值的东西还要糟，那么地租自然必定是“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或者象第139页所说的那样，是盗窃。盗窃是怎样变为利息的，对这一点，当然，凯里并没有说明。

　　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里，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地租的产生决不象李嘉图或凯里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李嘉图方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是情有可原的，这不过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渔夫和猎人的故事。这甚至不是经济学的信条；而凯里则想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信条，并把它当作信条向全世界证明，为此当然就需要进行与凯里先生完全不同的历史考察。可能甚至在有些地方，地租是按照李嘉图的说法产生的，可能在另一些地方，地租是按照凯里的说法产生的，最后，在第三种地方，地租产生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还可以向凯里指出，在必须考虑到热病而且是热带的热病的地方，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不再起作用了。既然他把他的人口理论解释成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过剩人口不得不去着手耕种最肥沃的即位于最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地区的土地，而且这些人或者是兴旺，或者是灭亡；那他也就幸运地使自己跟马尔萨斯一致起来了。

　　在北欧，地租既不是按照李嘉图的说法，也不是按照凯里的说法产生的，而完全是从封建赋役产生的，因为这种封建赋役后来通过自由竞争达到了适当的经济水平。在意大利则又不一样，请看罗马。要算出古代文明国家中地租的哪一部分是本来的原始地租，哪一部分是所投入劳动的利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在每个场合都各不相同。况且，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已经证明，就是不向土地投入劳动，地租也会增加。住在靠近曼彻斯特的老特拉福德的汉弗莱·德·特拉福德爵士的祖父曾经债台高筑，一筹莫展。可是，他的孙子还清全部债务以后，每年还有4万英镑的收入。如果从这里扣除建筑地段上所得的大约1万英镑，那么就剩下每年从田庄所得的收入3万英镑，而田庄在80年前的收益可能是2000英镑。如果再假定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利息为3000英镑(这是过高的)，那么收入的增长额为25000英镑，或为包括改良费用在内的从前价值的5倍。凡此一切并不是因为向这块土地投入了劳动，而是因为向近旁的某个其他东西投入了劳动，因为田庄紧挨着曼彻斯特市，而在那里，牛奶、油类和蔬菜等能卖上好价钱。在大的范围里情况也是这样。自从英国成为粮食和牲畜的输入国时起，甚至更早一些，人口密度已成为确定地租额和地租增长额的因素之一，而完全不以整个投入英国土地的劳动为转移。李嘉图在提到“位置最有利的土地”时，还考虑到它们对市场而言的位置。凯里则忽视这一点。但是如果他说土地本身只有负价值，而它的位置有正价值，那么他这正好是承认了他所否认的东西，也就是说，土地正是因为它可以被垄断才具有或可能具有不以投入的劳动为转移的价值。可是关于这一点，凯里却只字未提。

　　在文明国家里投入土地的劳动是否有报酬，是否经常有报酬，这同样是无关紧要的。我在20多年以前提出过一个论点：在现今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生产工具能够使用60—100年，没有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座建筑物等等到其存在的终点时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我现在仍然认为，整个说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凯里和我都是对的，那么，这不论在利润率方面或在地租的产生方面都是什么也没有证明，而只是证明，资产阶级生产即使是用它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也是腐朽的。

　　关于凯里的这些粗略评论对你来说是足够了。这些评论写得很凌乱，因为我没有作摘录。至于谈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的边饰，那它的全部价值同凯里在他的天国著作中栽种的两棵树即生命树和知善恶树的价值完全一样，的确，凯里栽这两棵树不是为了他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不得不汗流浃背地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劳动——而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这里的无知和浅薄只有他发表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时的无耻能比得上。

　　当然，你不会要求我读其它各章。那是十足的胡言乱语，谬误之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在星期一或星期二进城时把书寄给你，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信箱放得进这本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6—382页

　　{第209页：侯里欧克——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175]。}

　　{注意}

　　{第209—218页：恩格斯和马克思论凯里。对地租问题很重要。}

　　注释：

　　[174]关于乔·杰·侯里欧克的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4—375页。——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