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76年5月25日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

　　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李卜克内西就应该(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多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232]开始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特别是莫斯特先生，不用说，他必定认为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因为后者不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讲中，而且后来还在出版物[233]中白纸黑字地写道，他发现唯有莫斯特使《资本论》成为合理的东西。杜林经常阿谀奉承这些无知之徒，我们是绝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莫斯特之流对于你用以迫使士瓦本的蒲鲁东主义者缄默的那种方法[234]感到恼怒，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具有警告意义的先例使他们畏惧，于是他们就想利用诽谤、心地善良的浑厚和义愤填膺的友爱来使这种批判永不能进行。

　　其实，根源就在于李卜克内西缺乏稿件，说老实话，从这点就可看出他的编辑才能。可是他心地狭窄到这种地步，尽管稿件缺乏，他还是不肯哪怕提一句贝克尔的《法国公社史》，或者至少从其中摘选几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5—16页

　　{第375—376页：(马克思：)对“调和主义”和否定论战所作的出色的批判。批判杜林是次要的工作。}

　　{马克思和“调和主义”}

　　注释：

　　[232]马克思是1874年8月19日—9月21日第一次在卡尔斯巴德疗养的，1874年10月3日左右返回伦敦。——165。

　　[233]可能是指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一书1875年柏林第2版中对莫斯特的小册子的评论。杜林的这本书是1874年11月问世的。——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