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77年8月1日

　　我认为，李卜克内西(由于推荐糊涂人阿科拉和生意人拉克鲁瓦而再次大显身手)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或能够说的一切，都不如赫希柏格的信能更好地刻划出他这个人。赫希柏格是第一个——在我看来他怀有最良好的意图——捐资入党并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人。他显然极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他想“国际地”网罗在自己周围的那些“国外的”党员和作家。对可敬的贝·马隆，这个连比利时的《自由报》[243]都斥之为浅薄文人的人，他也殷勤接待!至于新教牧师的儿子埃利泽·雷克吕，赫希柏格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他和他的哥哥波卢克斯，用我们过去的《新莱茵报》发起人[244]的话来说，是瑞士《劳动者》杂志[245]的“灵魂”(它的其他编辑是：茹柯夫斯基、勒弗朗塞、拉祖阿之流)。该报疯狂地反对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它在方式上比不幸的吉约姆所能做的更精巧、更伪善。它专门揭露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对李卜克内西等人，自然是不指名的)是一些……寄生于工人身上、阻碍运动发展并把无产阶级力量消耗于臆造的战斗和议会空谈的人。而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赫希柏格想把他从柏林请来当编辑!


　　快活的小驼子韦德几天前来到这里，以便很快地再次潜往德国。他受盖布的重托，要拉你和我为《未来》杂志撰稿。我丝毫没有隐瞒我们拒绝的意思，并陈述了我们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这使他大为不快。同时我向他说明，如果有时间或情况需要，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会重新进行宣传，绝不受对德国的义务的约束，绝不“归依亲爱的祖国”[注：借用席勒诗剧《威廉·退尔》第2幕第1场中的话。——编者注]。


　　他在汉堡见到赫希柏格博士和维德。他把后者描绘成有点肤浅的、柏林式妄自尊大的人；他喜欢前者，但觉得此人还深受“现代神话”的毒害。事情是这样，这家伙(韦德)第一次到伦敦时，我用了“现代神话”这种说法来表述那些又风靡一时的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及其他”的女神，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自己就曾为这些最高本质效过不少劳。他觉得赫希柏格受到杜林的某些感染，可见他的嗅觉比李卜克内西敏锐……


　　关于“价值”，考夫曼在其《价格波动论》一书的第2章(这一章很不好，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总还不是没有趣味的)中，在评论了当代德国、法国和英国经院学派的各种模拟的奇谈怪论之后，对“价值”作了如下完全正确的评述：


　　“在我们概述各种价值学说时……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家们非常了解这个范畴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一切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即人们在口头上把价值的意义提得极高，而实际上，在序言中或多或少谈过它之后，很快就把它忘记。举不出来任何一个例子，其中对价值的论述同对其他问题的论述是有机联系的，表明序言中关于价值的阐述对以后的论述有影响。当然，我们这里指的只是和价格分离的纯粹的‘价值’范畴。”[注：见伊·伊·考夫曼《价格波动论》(《Teopия KoлeбаHия цeH》)1867年哈尔科夫版第123页。——编者注]


　　这确实是一切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这是亚当·斯密创始的。他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学说弄得令人费解，他的很大过错在于他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64—66页


　　{第404—405页：赫希柏格深受“现代神话”(正义、真理、自由)的毒害——受杜林的感染。}


　　{第406页：(1877．8．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考夫曼的评述(在《价格波动论》一书中)：人们没有把它同其余概念联系起来，贯彻到底。(马克思指出，这说得对，人们没有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把价值概念贯彻到底。亚当·斯密就有这个毛病。)}


　　注释：


　　[243]《自由报》(《La　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5—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171。


　　[244]指亨·毕尔格尔斯，他是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新莱茵报》发起人之一；60—70年代是进步党人。


　　《新莱茵报》即《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有恩格斯等。——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