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

　　(2)国际工人协会。

　　不久以前，伦敦工人就波兰问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篇呼吁书；请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

　　巴黎人方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一个名叫托伦的工人率领，他是巴黎最近一次选举中的真正工人候选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的伙伴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小伙子)。定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召集人是奥哲尔(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的主席，也是工联的鼓动争取选举权的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同布莱特有联系)和克里默——泥水匠，泥水匠工会的书记(这两个人为声援北美而在圣詹姆斯大厅组织过由布莱特主持的工联群众大会，也为欢迎加里波第而组织过游行示威)。一个叫作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

　　(勒·吕贝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30岁左右，但在泽稷和伦敦长大，英语讲得很漂亮，是法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很好的中间人。)(他是音乐兼法语教师。)

　　会场上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沃尔弗少校(图尔恩-塔克西斯，加里波第的副官)代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团体[450]出席了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同时决定于1865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中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许多人(一部分是老宪章主义者、老欧文主义者等等)代表英国；沃尔弗少校、方塔纳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代表意大利；勒·吕贝等人代表法国；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也有我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程。我因病未能出席小委员会的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

　　在我未能出席的两次会议上——小委员会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沃尔弗少校提议把意大利工人团体(它们有中央组织，但是如后来所表明的，它所联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互助会)的规章(章程)当作新的协会的章程。我后来才看到这个东西。这显然是马志尼的粗劣作品，因而你可以预先猜到，真正的问题，即工人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措辞来阐述的。同样，也可以预先猜到民族问题是怎样被放到里面去的。[451]

　　此外，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他本人现在是厂主，是一个和气有礼的人——起草了一个内容极其混乱、文字异常冗长的纲领。

　　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授权小委员会修订韦斯顿的纲领和沃尔弗的章程。沃尔弗本人已离开伦敦，去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并劝告它们参加伦敦的中央协会。

　　小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我又没有参加，因为我接到开会的通知太迟了。在这次会议上勒·吕贝提出了“原则宣言”和由他修订过的沃尔弗的章程，小委员会把二者都接受下来提交委员会全会讨论。委员会全会于10月18日开会。因为埃卡留斯来信告诉我，拖延就有危险[注：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我就出席了会议，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作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此外，意大利的章程大体上被采用了，这个章程追求一个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成立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中央政府(当然是由马志尼在背后主持)，至于其他错误就更不用说了。我温和地加以反对，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后埃卡留斯提议由小委员会重新“修订”这些文件。而勒·吕贝的宣言中所包含的“意见”却被采纳了。

　　两天以后，10月20日，英国人的代表克里默、方塔纳(意大利)和勒·吕贝在我家里集会(韦斯顿因故缺席)。我手头一直没有这两个文件(沃尔弗的和勒·吕贝的)，所以无法预先作准备；但是，我下定决心尽可能使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为了赢得时间，我提议我们在“修订”引言之前，先“讨论”一下章程。结果照这样做了。40条章程的第1条通过时已经到了夜里一点钟。克里默说(这正是我所要争取的)：“我们向原订于10月25日开会的委员会提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会议延期到11月1日举行。而小委员会可以在10月27日开会，并且争取获得肯定的结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文件”就“留下来”给我看。

　　我看到，想根据这种东西弄出点什么名堂来是不可能的。我要使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来整理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意见”，为了要证明这种方法正确，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452](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内，这是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以这一《告工人阶级书》已经包括了一切实际材料和我们不应当再三重复同样的东西为借口，我修改了全部引言，删掉了“原则宣言”，最后以10条章程代替了原来的40条章程。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我的建议完全被小委员会接受了。不过我必须在《章程》[453]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

　　总委员会会议以很大的热情(一致地)通过了我的《告工人阶级书》，等等。关于付印方法等问题将在下星期二[注：11月8日。——编者注]讨论。勒·吕贝拿了《告工人阶级书》的一个副本去译成法文，方塔纳拿了一个副本去译成意大利文。(首先将刊登在叫作《蜂房》[454]的周报上，这是一种通报，由工联主义者波特尔编辑。)我自己准备把这个文件译成德文。

　　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会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这个文件一印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份。

　　(3)巴枯宁向你致意。他今天到意大利去了，将在那里(佛罗伦萨)住下来。我于16年之后，昨天第一次见到他。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关于波兰运动，他说：俄国政府需要这一运动，为的是使俄国本身保持安宁，但是它绝没有想到会有18个月的斗争。它自己在波兰挑起了这一事件。波兰的失败是由于两件事情：由于波拿巴的影响，其次是由于波兰贵族一开始就在明确地宣布农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迟疑不决。在波兰运动失败以后，他(巴枯宁)现在将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总之，他是16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我还同他谈论了关于厄克特的揭发(顺便说一下，国际协会大概会造成我同这些朋友的决裂![456])他很详细地问到你和鲁普斯。当我告诉他鲁普斯已去世的时候，他马上说，运动失去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18页

　　{第191页：马克思在国际的文告中：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参看第189页——以前[注：见本卷第379—380、381—382页。——编者注]民族问题被放到里面去了。[455]注意}

　　{第191页：对巴枯宁很赞扬。(1864)注意}

　　注释：

　　[450]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互助团体——共进会。该会在成立初期有300人左右，处于朱·马志尼的影响之下；朱·加里波第当选为该会名誉主席。1865年1月，该会加入了国际。——379。

　　[451]鲁·沃尔弗在1864年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乃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条例》的英译本；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会报》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受到马志尼分子影响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出席代表大会的有25个组织的代表。会上成立了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联合会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朱·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向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380。

　　[452]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页)。——382。

　　[453]指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383。

　　[454]《蜂房》(《The　Bee-Hive》)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1861—1876年在伦敦出版，也用过《蜂房报》、《便士蜂房》这两个名称。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该报断绝了一切关系。——383。

　　[455]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里引用了这封信的提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65页)。——383。

　　[456]马克思在坚持不懈地同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作斗争时，在揭发性文章中利用了保守派政论家，前外交家戴维·厄克特发表的文件。与此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厄克特的反民主观点，并经常着重指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厄克特分子的反动立场根本不同。——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