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的摘录和批注。[26]

　　(不晚于1915年5月)
　　克劳塞维茨的简历
　　摘自《全德人物志》[27](第4卷)：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于战后(即1806年以后)[28]时期，曾在柏林听基泽韦特尔教授讲课，他以极大的兴趣听讲。在克劳塞维茨在其纯理论著作中阐述自己的思想时的方法中，还可以看到基泽韦特尔的辩证方法的痕迹”(第286页)。
　　{((＝康德主义者))[29]}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关于战争和用兵的遗著。[30]
　　《战争论》第1卷
　　1832年于柏林[注：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书的意见和摘录写在单本笔记上，档案第18674号。在该书摘录中，列宁保留了克劳塞维茨的着重标记，但删去了脚注中的小小补充说明。——俄文版编者注]
　　第ⅩⅤⅠ页“……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1]
　　第28页(第1篇《论战争的性质》，第1章《什么是战争》，第24节)：
　　“24．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第24节全文)
　　第29页：“但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起见．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
　　{开始把客观的东西同主观的东西区分(分离)开来}
　　[[在这前面，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的动机愈强，同民族的整个生存(das ganze Dasein)的关系愈大(第28页)，战争目标(Ziel)和战争的政治目的(Zweck)就愈加一致，战争看来就愈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愈弱，局势愈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愈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愈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愈大，战争看来就愈是政治的。”(第28—29页)
　　{黑体是我用的}
　　注意这一点：表象究竟还不是现实。战争愈是政治的，看来就愈是“军事的”；战争愈缺少政治的成分，看来就愈显得是“政治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象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第29页)
　　(第27节第30页)
　　“由此可见：笫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30页)
　　“因此，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31页)
　　对于战争的政治灵魂、本质、内容及“人民的”外貌，说得非常中肯!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第1篇第2章)——消灭军队和征服国家。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征服敌人的意志并使他同意签订和约。
　　“……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第33—34页)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称为战争的现代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往往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没有敌对感情。尽管如此，决不是不存在敌对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也会燃起敌对感情。这是因为：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说这是人性也好，动物本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第122页)
　　……民族仇恨在一切战争中都存在……
　　第143页：
　　{仅仅是“少见”
　　}
　　“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象某种技术，还不如说象贸易[32]。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黑体是克劳塞维茨用的>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象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第143页)
　　顺便提一下：
　　第184页“……沙恩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33]，对真正的战争作了量好的叙述……”[注：黑体是列宁用的。——俄文版编者注](第184页)
　　在第3篇《战略概论》第5章《军队的武德(刚勇)[注：在手稿中，“刚勇”二字写在“武德”的上面。——俄文版编者注]》中，克劳塞维茨写道：
　　“……因此，不管人们多么煞费苦心地设想一个人可以培养成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不管人们如何把战争想象得具有全民的性质，不管人们认为战争的发展同以前佣兵队长时期多么不同，他们仍然不能抹煞战争这种事业的特殊性。既然如此，从事战争的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永远会把同自己一起从事战争的人看成是一个团体，而战争的精神要素，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固定起来的。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因此，在我们坚决主张从最高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时候，如果轻视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具有的这种团体精神(Esprit deCorps)，那是很错误的……”(第216页)第6章《胆量》——也是第3篇。
　　“……在所有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胆怯的……”(第222页)
　　{谨慎和胆怯}
　　“……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时……才是一种危害……”(第222页)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认识相同时，因小心怕事而坏事比因大胆而坏事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提，读者就一定会同意……”(第223页)
　　“当有了明确的思想，或者自制力占优势时，一切感情力量就会大大失去威力。因此，指挥官的职位愈高，胆量就愈小，因为，即使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仍然会从外部对他们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他们愈是缺乏个人的见解，就愈感到压力的沉重。”(第223页。黑体是克劳塞维茨用的)
　　“指挥官的职位愈高，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愈起主导作用。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愈被推到次要位置。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胆量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第225页)
　　第一卷完。
　　《战争论》第2卷
　　1833年于柏林
　　“……如果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的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谨慎和节制又有辉煌的打击的行动，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几次战争中令人钦佩的地方……”(第10页)
　　“……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于是他就把无比的大胆看作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诡诈。最后，即使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在光荣的毁灭中，也还能获得将来复兴的权利。”(第11页)
　　{(战败者)“复兴的权利”。}
　　“……根据一般经验，一个150匹马的骑兵连，一个800人的步兵营和一个8门六磅火炮的炮兵连，其装备费用和维持费用差不多是一样的……”(第15页)
　　{而现在呢?}
　　“……战争与其说是随征服者一起出现的，无宁说是随防御者一起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但是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逞，我们就必须进行战争，因而就得准备战争……”(第167页)
　　“……虽然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在大多数场合象一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那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根本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第170页)
　　{“在大多数场合”}
　　{“即使不发生暴动”}
　　(特别是(例如)：向军队提供情报。第170—171页)
　　“谁嘲笑这些考察<关于政治均势等等>是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可是，尽管哲学上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不过，谁要是不能超出在轶事趣闻之上(象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而是用这些东西来编纂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枝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深刻地探讨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系，那么他的见解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不可设想的了……”(第174页)
　　“……产生战争因而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变成只是非常微弱的因素……”(第197页)
　　“……而只是像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不知不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34]<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第202页)
　　{也不仅在战争中}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山地对战争的影响>就象在折光镜前看物体一样，当物体向一定方向移动时，物体的影象愈来愈清晰，但不能随意地移动下去，只能到焦点为止，一超过焦点，就适得其反了……”(第279页)(这种江河防御方法可以称得上“高雅的”……，但是)
　　“……但是，高雅的一般容易流于华而不实，而在战争中却不象社交中那样可以容许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因此，采用这种高雅的方法的实例是很少见的……”(第308页)
　　“……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军事活动时所使用的‘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是有实际含义的，但其含义是不明确的，如果人们想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必然要把这些极不明确的含义明确起来，这些含义因此就更片面了……”[35](第334页)
　　{辩证法的例子}
　　{注意“更明确=更片面……}
　　第23章《国土的锁钥》
　　“……在大多数场合，最适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钥匙是对方的军队……”(第338页)
　　“无可讳言，绝大部分的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即至少有一方力求决战的斗争，还不如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第392页)
　　{妙极了!真妙!大部分战争只不过是监视}
　　“……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总参谋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总参谋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记载得比较多。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用的办法来。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各种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它们。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这个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而已。
　　{总参谋部=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
　　“尽管总参谋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总参谋部所特有的)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经常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整体的擅越职权的行为。总参谋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对统帅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第428—429页)
　　{“总参谋部的狭隘性”}
　　“……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第437—438页)
　　{好的领袖……和对部下的不信任}
　　“……如果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缺乏，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韵局面，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第443—444)
　　{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差别日渐消失}
　　{在敌国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土地}
　　“……促使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首先，他们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即使主要来源于巨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第447页)
　　人们就把这种赌博<战略机动等等>看作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第447页)：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流行。法国革命战争突然打开一个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带来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结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已经完全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里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卫护者。这些人把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见解是如此地缺乏逻辑和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但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的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第447—448页)
　　“……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和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第451—452)
　　{真理不“在体系中”}
　　《战争论》第3卷
　　(注意。本卷只是草稿。)
　　第5页：“……因此，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进攻行动，是进攻和防御的不断的交替和结合……”
　　第9页：“……要占领什么地方，统帅很少能够、至少不是常常能够预先精确地予以规定的，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决定……”
　　第95页：“大多数战争好象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
　　{在一切战争中，双方“都只是自卫”}
　　在拿破仑时代……(战争)“具有绝对形态”(第96页)[((第8篇)第2章：《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可能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大象战争的东西……”(第96页)
　　“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36]时期，战争还只是内阁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而19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第101页)
　　{18世纪和19世纪。不同。}
　　战争性质的历史变化：鞑靼部族——古代小共和国——罗马——中世纪的诸侯——17世纪末和18世纪。
　　“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公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18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些间接的影响。”[注：这一段中的黑体是列宁用的。——俄文版编者注](第111页)
　　(法国)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第116页)“……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同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尔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第118页)
　　{重要!(有一点不确切；是资产阶级的，或许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事情)臣民的“干劲”和“热情”}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循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第119页)
　　{“各国人民参加了”“国内的变化”(革命)和“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将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第119页)
　　我们的目的：“……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困难。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第119—120页)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
　　{为了了解统帅，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
　　第一种情况：有利于一方等待时机(利于进行防御战)。第二种情况：如果未来不会带来什么好的前景，那就应当利用当前的时机(利于进行进攻战)。
　　“第三种情况(这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双方都不能期待未来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从未来的前景方面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进攻战的显然是从政治上来看处于进攻的一方，即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无谓地浪费的一切时间对他来说<黑体是克劳塞维茨用的>，都是一种损失。”(第133页)
　　{“政治上”处于进攻的(注意概念)}
　　“……我们……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和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第135页)
　　{“政治目的的性质”对战争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欧洲政治中向来有一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是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十分有限的军队……”(第136页)
　　“……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而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第137页)
　　“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但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外交习惯，而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第137页)
　　{战争与和平概念的“阶段”，“阶梯”}
　　“如果我们承认(其实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还存在着目的仅仅在于威胁敌人以支持谈判的战争<黑体是克劳塞维茨用的>。”(第138页)
　　第6章
　　二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第3卷)(标题)(第139—150页)
　　{最重要的一章}
　　“……这种统一体<在“实际生活”中把相互矛盾的因素结合起来的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黑体是克劳塞维茨用的>。”(第139页)
　　“当然，人们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第139页)
　　“与此相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以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第140页)
　　“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我们在第1篇第1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第140—141页)
　　{战争=整体的一部分}
　　{这个整体=“政治”}
　　“……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用这把剑可以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第141页)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愈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愈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黑体是克劳塞维茨用的>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定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第142页)
　　{只有根据这观点所有的战争“同一类的事物”}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各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原文如此!>，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定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定会战计划，却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
　　“因此，既然制定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例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是政治呢?
　　{政治是主要的吗?}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至于政治有时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第143页)
　　{政治是什么}
　　{注意接近马克思主义}
　　{政治=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战争不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
　　{“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
　　“让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3章中已经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第143—144页)
　　“从这一观点出发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第144页)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第144—145页)
　　“……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内阁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例如：18世纪末军事上的大变革[37]，其原因何在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第148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20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第149页)
　　“……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第149—150页)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军事艺术同政治>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第150页)(本章完)
　　{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
　　“……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失败了。”(第181页)
　　下面一段不是从《战争论》，而是从《……讲授军事课的材料》[38]中摘录的。
　　“……所谓防御战，在政治上就是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在战略上就是仅在为了抗击敌人而作好准备的战区内同敌人作战的战局。不管在这个战区内进行的会战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都不改变防御战的含义”。(第247页)
　　{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防御战”}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摘录完毕。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2卷
　　第392—443页
　　注释：
　　[26]《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的摘录和批注》写在单独一本笔记本上。
　　《战争论》这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是在克劳塞维茨逝世后的次年即1832年在柏林出版的。此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中译本，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2。
　　[27]《全德人物志》是慕尼黑科学院历史研究委员会于1875—1912年出版的，全书共56卷，收有德国历代杰出人物的传记。——82。
　　[28]指1806—1807年的普法战争。这次战争以普鲁士大败告终。卡·冯·克劳塞维茨在这次战争中被俘。——82。
　　[29]指约翰·戈特弗里德·卡尔·克里斯蒂安·基泽韦特尔。
　　约翰·戈特弗里德·卡尔·克里斯蒂安·基泽韦特尔(1766—1819)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的通俗化者。——82。
　　[30]指卡·冯·克劳塞维茨逝世后由其妻子玛丽·冯·克劳塞维茨整理出版的他的著作，共10卷，《战争论》为其中的第l—3卷。——83。
　　[31]这句话列宁引自卡·冯·克劳塞维茨写的关于《战争论》的《说明》。这是一篇单独的文章，文末注明的日期是1827年7月10日。——83。
　　[32]恩格斯在1858年1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里提到过卡·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象贸易这一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4页)。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中摘录了恩格斯信里的这个地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35页)。——87。
　　[33]指格·沙恩霍斯特著的《野战手册》(1799年)。沙恩霍斯特是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原则制定委员会主席(1806年)、陆军大臣(1807—1810年)和总参谋长(1807—1813年)。——87。
　　[34]卡·冯·克劳塞维茨这里说的是，精确地估计某一抵抗方式的全部利弊，然后加以选择，这在实际上是很少有的。——91。
　　[35]这一段摘自《战争论》第2卷第23章《国土的锁钥》。卡·冯·克劳塞维茨在这里与那些偏重战争中的物质手段和地形条件等的军事学术理论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同时还尖锐地批驳了通常所使用的“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样的锁钥并不存在。在一个国家内并没有那种一旦占领整个国家就必为其所有的地点。在战争中决定一切的是战斗，是如何灵活运用战斗手段。——92。
　　[36]西里西亚战争是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要占领西里西亚而与奥地利及其盟国所进行的三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在1740—1742年；第二次战争在1744—1745年；第三次战争在1756—1763年(即所谓“七年战争”)。这几次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普鲁士依靠其训练有素的军队，第一次成为强国。——97。
　　[37]指法国革命给军事带来的变化：军队是从各阶层市民中招募来的；士兵不问出身如何，均可晋升到最高职务；线式战术被废弃；战争具有坚决的性质。——106。
　　[38]《讲授军事课的材料》全称是《作者在1810、1811和1812年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军事课的材料》。这份材料扼要地叙述了卡·冯·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即战略和战术的基本思想。材料共分4节：1．作战的一般原则；2．战术或战斗学；3．战略；4．上述原则在战争中的运用。
　　这一段是列宁从这份材料的第3节《战略》中摘录下来的。——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