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詹·麦克唐纳《议会与革命》一书上作的批注[155]

　　(不晚于1919年7月18日)
　　一
　　民主
　　还在战争消除人们头脑中通过信念更替而产生的循序渐进的进步思想，并代之以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以前，作为反映民意的工具的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不耐烦了；而且经过分析，甚至连民意本身也被认为并不存在了。1820年《不列颠百科全书》补遗中刊印的詹姆斯·米尔关于政府的条目，表述了议会激进派的信念。这个信念非常简单。它的论点是：只要给人民以选举权，议会就能符合人民的愿望。“如果社会本身就是这个选举团体，那么社会利益与这个团体的利益就是一致的。”统治阶级的一切利己主义将会消失，因为这些统治阶级本身都将消失。这就是赞成民主的论据……
　　{1820}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经历人的行为尚未探索过的领域，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经验而不得不作出种种假设，因此在所有运动中，唯有社会主义运动在努力实现理想时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去现实的立足点，在争取进步的努力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去平衡。朝圣的人不会为追逐蝴蝶而成天东奔西跑；他们靠太阳和星辰找到自己的道路。所以，不要因为舆论常常迷惑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不诚实的人被选上高级职位，我们就从国家向全国基尔特或者从议会向苏维埃飞奔。
　　二
　　革命的民主
　　在议会代议制政府有成效地履行职责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多的，而且必定是很多的；这些困难一定会使那些具有深刻的政治理解力和明确目标的人感到愤怒和沮丧。对待许多规章制度，所能做的最好是原谅它们的缺点，而不是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但同时应指出，在证明这些规章制度是正确的以前，它们应当怎样进行改革。
　　民主既包括没有固定见解、没有明确目标、没有一定政治方向的群氓的被动性，也包括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并确信自己知道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些集团的能动性。凡是同舆论打交道并通过舆论进行活动的人，总是要遇到严重障碍的。目前，我们所了解的群众正是他们表现最坏的时候，这些群众不是一些有头脑的人，而是一些感情用事的人；他们的“意见”就象兴风作浪的大海，而不象沿着固定河床向前奔流的江河；他们的行动带有示威的性质，而缺乏思考；他们为各种号召、口号和漂亮的词句所激动，他们由于感情比较单纯而容易受人煽动。在象我们这样的时代，群众的心理仍然是原始时期的基本心理，他们的逻辑基础与其说是属于社会分子的内聚力赖以发展的理性范畴，不如说是属于社会分子的内聚力得以形成的本能范畴。所以，他们可以为最高尚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所感动，同时也可以为最盲目的热情所激动。他们既可以宽大到荒谬的程度，又可以如野兽般地残酷；他们轻举妄动，不负责任；他们看不见矛盾和前后
　　{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
　　{甚至：在象我们这样的时代!胡说八道小市民总是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一切往群众身上推。}不一致的现象，因为感情不是理智的延续过程，而只是对瞬息即逝的、暂时的影响的反应而已；他们处于一种持续的自我陶醉状态之中。但是在战争期间又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战争期间往往发生许多合理的和革命的变化，但只有在战争本身已经结束时，这些变化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我们应当仔细区分战争心理的各个连续的阶段。战争是在原始人群的感情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时，理智变成一种危险的东西，必定受到煽动性的、欺骗性的报刊的抑制，受到保卫国土法令的压制；这时，来源于和平文明的品德成为一种弱点，必须使之败坏或者在炽热的火焰中烧毁。战争是同一切属于文明的东西相矛盾的，只有造成一种文明前的心理，才能进行战争。如果说在上次选举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会再现原始村落欢迎其满身刺有花纹的武士凯旋的群众大会的场面，那么有谁会感到惊奇呢?主教、教授和乡下佬都同样为隆隆的鼓声激起的精神所支配。我们会看到，他们跳着舞，围裙、帽子和头巾随风飘动，他们用生硬的英语表达他们巢居的祖先的狂热激情。这就是事情的实质。但这是会过去的，目前的经验不应当看作是正常的经验，或者作为建立新形式的政府的理由；同样，战争引起的破坏性的情绪也不应当带到和平时期去完成重建任务。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决定我们的和约，但是，正如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民主的缔造者一样，我们对和约应抱极大的怀疑。和约始终是战争的呼声，它不去触动战争所造成的条件，并推测(就象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所说的那样)，“今后”还将爆发战争。这是由于人的道德本性的软弱造成的，这种软弱迫使人信赖武力。但是，战争引起的情绪不需要带到国内事务中来，它不会产生任何具有永久的建设性价值的东西。
　　{≠不是受到许多法令，受到和平时期所有“法令”的压制吗?}
　　{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吗?}
　　然而，即使在平时，在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实现过米尔关于警觉的社会，即选举一个“其利益与这个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团体的梦想。大部分起决定作用的群众是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他们因种种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分道扬镳；他们将为满足自己今天的欲望而牺牲明天的利益；他们为华而不实的东西所诱惑；当他们的代表人物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这些人物。群众在缓慢地、异常缓慢地掌握理解力和思考力，不过已经有了发酵剂，只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教育方法，不再满足于我们的学校培养出千百万学会阅读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毫无价值的、精神空虚的刻板的呆子，只要我们赋予我们“品行端正的”人民比那些使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资产阶级情趣低下、愚昧无知的生活理想更高尚一些的生活理想，那么这种发酵剂是会更快地发挥作用的。
　　如果大量选民对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概念，除了选举所引起的那种激情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兴趣，那么政治上的多数不过是积极的少数的一时产物，而这个少数如果能够成功地用通货那样招人喜爱的口号来体现自己的目标，是可以得到很大支持的。在精神货币由个人在他自己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以前，它总是价值不足的。因此，争取多数是一种艺术。近几年来，由于创办了捏造消息和执行向读者封锁消息的政策的报纸，由于党派机构过多和建立了政客职业团体，明智的政治见解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拦，而竞选艺术多半已成为一种欺骗。党派利益——由于滥用——已经形成一种势必降低政治决定的价值的情况。对健康的社会生活构成危险的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职业政客；我们所面临的祸害与其说是愚蠢的陪审团，还不如说是审判制度本身，这种制度妨碍陪审团了解真相，使他们不去考虑证据，只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根据虚假材料作出的判决。只要能自由行动和认真讨论，理性就会获胜，但选举方法却有意要阻止这一点。这就是真正的祸害，它可能成为反议会制的理由。这就是可以用来证明下列论点为合理的现象，这个论点说：在选举时多数是资本主义少数的产物；通过民主的方法，我们只能引起社会上的表面变化，民主从来也不可能拯救自己，就象沦落贫民窟的居民绝不可能去建造华丽的房屋一样。我并不同意这个结论，但是所提出的支持这个结论的论点倒是有力的。
　　这里我暂且不提这个论点，而来研究一下推动这个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却为我们提供议会多数的群众的更为合法的影响。
　　詹姆斯·米尔在我已经引用的条目中写道：“如果代议制机构不是由社会上那部分其利益不能与社会利益不同的人选举出来的话，那么，社会利益势必成为统治者利益的牺牲品。”米尔认为，这样的失败是不可能的；否则，“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现在我们知道，政治上的争论几乎全是围绕着“社会利益”究竟指什么这个问题进行的。简单的、外行的经验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问选民，他们是怎样联系他们自己的需要来理解国家利益的，那么1000个选民会作出1000种不同的回答。对“社会利益”的这些政治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知识界中间，对“社会利益”的政治观点(首先)是由于(合理的)意见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利益”不是一种静止的概念，而是一种变动的概念。每个现存的社会都会产生建设性批评的理性运动(就象资本主义产生社会主义那样)，这种批评力求改变和改造社会，因此，社会历史就成了犹如岩石的沉积那样的循序渐进的变化的纪录。这种建设性的理性的演进运动就同社会的两大保守势力——习惯与利益——发生冲突。但是，利益从来不是统一的。既有社会理想主义者用于建设性目的的无产者的利益，也有同习惯结成同盟以维持现状的有产者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冲突是通过辩论、向多数人呼吁、工会活动、立法、教育进行的，于是就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而现状总是在进行顽强的抵抗，这常常意味着：一旦发生某种变化，制度就去适应它，但制度本身并没有改变。革命的力量就这样地增长着，直到最后思想和需求的新制度变成象装在现状这个旧瓶里的新酒为止，而问题在于：瓶子会破裂吗?如果社会组织象旧酒瓶一样，那它一定会破裂；但是，不管(社会)是否运用自己的权力，它无疑有本领连同它的酒一起更换它的瓶子。它会这样做吗?这正是政治行动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问题。政治行动派说，革命思想随着它本身的发展而改变社会结构；革命派说，社会结构十分牢固，只有明确的革命行动才能改变它。
　　目前我们正处于革命时期。战争总是对社会现状的破坏。它迅速地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它使和平时期的各种思想和习惯受到新的批判；它赋予各阶级和各种利益以新的社会价值，并使最下层阶级由于被证明自己有用而受到重视[注：见阿斯奎斯先生的演说，它在演说中宣称，由于妇女生产军需品，所以他就成了妇女选举权的拥护者。]；它表明，每个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在民族危急时刻就有造成破坏的危险；战争搅动一潭死水，不让它再保持平静；战争把反对和不满变成破坏性的力量和革命的方法。因此，在战争时期，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统治力量就受到了挑战。劳动者不得不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伙伴(即使许多劳动者的代表满足于这种伙伴关系中的次要地位，或者把它们自己的作用置于由他们所推进的运动的利益之上，这都不会影响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情况)；劳动者在车间里的地位不得不认为不能令人满意；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的从属地位必定被看成是对国内安定的威胁；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已成为对社会的危害；由国家控制矿山和铁路已证明是必要的；象煤炭委员会所进行的那种调查已成为可能；地主和资本家大规模掠夺国家财富的事已在易于激动的公众(他们在行动之前是不大犹豫的)面前揭露出来了。这就是战争已经造成的局面。
　　{ד如果只是”“社会”=“瓶子”?}
　　这种对习惯的破除和对现状的震撼之所以造成了革命形势，不是因为它们使鼓动家无所约束，而是因为它们唤醒了善于思考的人的理智，引起了另一些人的恐惧，激起了更多的人的渴望，还因为它们使人民懂得：言论和思想都应当立即付诸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将过去。这是暴风雨后的一瞬间，那时自然景色中的每根线条都清晰可辨，空气中充满了生机。然而迷雾又将弥漫，习惯使我们看不清善与恶；冲突的利益和理由都了解这一点。自觉的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能否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使革命形势在有机的社会变革中体现出来?或者说，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巧妙地时而给予，时而又取回，一面撤退，同时又坚守阵地的时期以后，过了几个月又象他们曾经是旧局面的主人那样，忽以新形势的主人出现呢?劳动者眼看着他们在坐失良机，如果他们赶紧利用这种时机，他们能信赖民主方法吗?
　　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谈谈我在前一两页留下的关于民主的讨论。多数不过是少数的追随者，而目前当权的少数维持他们的政权，是靠他们掌握的报刊，靠习惯的保守势力，靠劳动群众(天生的)消极性，靠人们的堕落。而这种堕落是依靠酗酒、赌博以及使他们看不见自己实际需要的各种诱惑来保持的。这样，资本主义就居于更有保障的地位，因为它是现存的社会形态，而且因为它的财富及其他影响控制着决定群众政治行动的情绪和动机。这样，议会政府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机关，并将始终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它的用语撷自政府的资产阶级的观念。所以，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就要求革命。概括起来讲，这就是统治俄国革命思想的列宁所宣传的学说。在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消失，“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思想和词句”也应当随之消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革命形势就会消失，人民将仍旧受束缚。
　　{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的”。[注：这里有列宁的如下批注：“见下页”。——俄文版编者注]
　　这个学说和方法所包含的革命不是一种新思想的革命，而是劳动者所采用的、并使之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本主义方法。资本主义认为多数是消极的，是接受少数的思想和意志的，所以它推行镇压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资本主义依靠自己的财富和对现存制度的经济控制来实现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所实行的是资本家的专政。革命的劳动者同样认为多数是消极的，它采取革命的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影响和赋予民主一种与工人阶级相适应的形式。这是资本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资本家转而采取招募雇佣劳动者加入自己的队伍的方法。这是劳资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由于劳动者从资本主义武库中取到了武器而处于紧要关头。于是资本家没有别的对策，只好以武力对付武力，以物力对付物力；只好让邓尼金向列宁猛扑过去，这倒不是因为列宁坏或者邓尼金好，而只是因为必须击溃列宁。由于同样的原因，劳动者倒向列宁一边，这不是因为他们赞成列宁所做的或所主张的一切，而是因为列宁正在进行他们的战斗，还因为他们并未深受那些谴责列宁执行暴政等等罪名的影响，他们知道，谴责者本身也在犯同样的罪行，不过这些人是以更狡猾的方式或者习惯上所能接受的方法在干就是了。
　　但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应当清楚地加以说明。我们很清楚，下述论点有多少真理：资本主义在用上述方法制造和保持其多数；积极的少数在制造舆论；社会结构的改变将极其迅速地引起习惯的改变，而且至少将很快地得到多数的消极默认。我们不承认批评俄国革命的那些资本主义的评论家有权谴责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言论表现出对问题的极其愚昧无知，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方法剥夺了他们批评的权利。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坚持一种比资本主义镇压观点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观点。依靠群众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群众的政治作用只是接受某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的图章。这种情况的前景实在是可悲的。列宁本人在几天前(1919年7月)刊登在《人道报》上的致匈牙利人的信中[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4—378页。——编者注]也承认，专政的过渡时期应当延长，在这期间，社会主义应当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他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改造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时间来改变一切生活条件。”仔细考虑一下这些话的意思，就知道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如
　　{1919．7}果在专政时期，新秩序要靠暴力、书刊检查、镇压来保卫，那么这个专政不可能是短暂的专政，它必定是社会演进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假如让这个专政同它所控制的国家的内部力量进行较量，那它就生存不下去，它的短暂存在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不能长期容忍这种状况。反对派里不仅会有反革命，而且会有革命内部的人。我们也看到，由于俄国在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方面远远不如我们，列宁的重建任务比我们的任务要轻易得多，所以，俄国的过渡时期要比我们的短得多。要使这种以暴力保持政权的尝试得以实现，除非由某个外国来威胁革命，从而使所有的革命派别联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不是为了拥护这个专政，而是为了抵御迫在眉睫的侵略。协约国正是这样消除了革命阵营中严重分歧的威胁而帮助了列宁。它们阻碍了专政转变为民主，他们为打击这个专政所采取的手段反而加强了这个专政。我认为，俄国的前景是二者必居其一。莫斯科政府可能垮台，由于协约国的压力和资本家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使它失败，这个政府最终可能被推翻。但是，据我们所能看到的，与半年前相比，目前这种情况不见得会发生。可能发生的倒是：莫斯科政府将改变自己的立场，正如它已经做的那样。它将放弃自己的绝对纲领；它将承认，为了保持革命热情以完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它把自己的问题想象得太简单了，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天国设想得比实际存在近得多；它将采纳它目前拒绝的观点和方法(有些它已经这样做了)，并将开始演进革命和民主教育的事业。这样，革命的成果将是：它使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对社会进行经济变革所必需的政权。政府将回过头来，在被革命破坏了的地方重建社会组织，并将着手实行社会化的政策，实行的方案同社会党一旦在威斯敏斯特执政时我们将采取的行动方案一样。不过，这时经济上的变化将不是由专政来实现的，专政将只能维护革命秩序，而不能改造社会。
　　根据我列举的理由，把民主的群众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群众的这种评定是正确的；然而由此作出结论说，在革命条件下，群众也只能是是资本主义的群众，则是没有理由的，不合逻辑的，而且同用来证实这个结论的那段话毫无关系。的确，事实是，如果在资产阶级影响下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那么在其他影响下的民主也就是其他的民主了。
　　无论如何，在转入细节以证明这一论点之前，我想确定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则来结束这个讨论。正如我们不相信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说最近这场战争是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的一样，我们也不应当相信这样一个学说：社会主义者可以用资本主义那种镇压和暴力的方法来解放各国人民；专制统治作为自由王国的开端是必要的。
　　三
　　俄国革命
　　俄国对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而且这种回答非常有力。它体现了勇敢的行动，因而是具有吸引力的；它同时代的革命情绪是一致的，因而是具有诱惑力的；俄国已成了资本家搞阴谋的对象，它迫使伪装成解放者的各帝国主义政府自我暴露，因而引起了善于积极思考的工人的注意；俄国体现了教科书上的整套理论教条，因而，不管它周围发生多少不幸事件，都能在逻辑上找到借口；它把资本主义控制法则应用到劳工政策上来，因而受到欢迎；它提出社会主义总概念作为自己的宗旨，因而得到赞同。俄国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统治阶级的恐惧和敌视，但是它所运用的原则无一不是这些统治阶级自己所运用过的；另一方面，它所犯的暴行无一不是这些统治阶级所犯过或宽容过的。不过，俄国是以工人阶级的观点运用了这些原则，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共和国而犯了这些“暴行”。受害者是些不寻常的人；他们属于那些拥有报纸和控制扬声器的阶级。所以，这一次就要让人民对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灾难感到震惊。主人杀害了奴隶，谁都无动于衷；而奴隶杀害了主人，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一个穷妇女被财主饿死，世上无人理会；而一个贵妇人被穷人饿死，全世界必定大声疾呼表示愤怒。不论受害者是谁，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杀害总归是杀害，饿死总归是饿死，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权进行谴责。
　　俄国的方案是简单的；可以表述为下列论点：
　　1．在革命中只考虑(力量)。中间党派正在消失，只剩下极左和极右两派在相互争夺。政权是夺来的，不是授予的。掌权者在革命过程中只执行一种政策——保住政权。
　　2．这次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它是一次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革命。
　　3．由这两个论点得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必要的方法。这个专政用刀子毫不留情地削掉社会的那些枯萎的枝条和寄生的木瘤，只留下吸收树液、促进生长的枝桠。这只是一种革命行动，但这个行动必须持续到社会本身适应革命时为止。然后，通常的民主进程才开始发挥作用。
　　4．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一个阶级政府的政治形式。要使它服从立宪会议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目前，民主会同资本主义妥协，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只有工人阶级的领袖应对革命负责。所以，苏维埃制度不一定作为一种永久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革命的保证被采用。苏维埃选举时，除无产阶级外，谁也不能投票，因为在革命期间，什么是赋予选举权的最好准则这个问题，只能通讨剥夺那些作为革命对象的阶级的选举权来解决。
　　5．由于俄国革命的敌人部分用不准粮食输入、部分用禁止对外贸易的办法，使国内运输陷于瘫痪，使俄国工业中心陷于饥饿；俄国政府开始面临饥荒，于是决定对现有食品不按购买力进行分配(那样富人就会得到最大份额)，也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平均主义的、人道的原则进行分配(那样无用的阶级就会得到与工人相等的份额)，而根据他们解决选举权问题时所用的同一个原则进行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一来，挨饿的首先是剥削者，而工人(和德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协约国封锁使无数雇佣工人的妻子儿女挨饿)却有更大的可能维持生存。协约国许多人对德国和奥地利挨饿的儿童说：“活该；你们的老子应当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如此这般回答俄国的“寄生虫”。每个正派的人都感到胆战心惊，但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能进行指责。
　　我象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所叙述的那样叙述了这些论点，目的是要使论据及其假设十分清楚。俄国正在进行一场工人革命，这不是政治的革命，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一切附带事件，无论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都属于革命，而不是属于和平演进……
　　……列宁不是在象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里开始活动的。库恩·贝拉也不是。政治上极度动乱的时期应当盛为坚决重建经济的时期。但是，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匈牙利，这种动乱都没有为重建经济提供什么，就连证明有这种可能性的迹象也很少。
　　所以，为了理解革命事件，我们必须把俄国的政治条件和我们自己的政治条件区别开来，必须把战败国匈牙利的政策和战胜国大不列颠的政策区别开来。真正的革命是夺取政权；企图通过暴力建立社会主义，则是表面的革命。前者是永久性的成果；后者将由于发生变动和遭到挫折而失败。这样的革命，除了民主地运用政权所取得的成果以外，什么也保留不下来。
　　四
　　无产阶级专政
　　……属于这类事件的[只是革命所固有的事件。——俄文版编者注]，还有对政治活动家的处决；在这方面，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海姆以及协约国的尊敬的盟友们大显身手，他们比那些通常并没有得到苏维埃的批准而滥用苏维埃名义的最残暴的匪帮更老练得多[注：有必要指出，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对反政府人士实行枪决的做法，可能主要得到恶棍和白痴的公开拥护，不过在军国主义者中间也很少有人认为这个做法应特别受到谴责。]。我们撇开所有这些不谈(所有这些同作为社会改造原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与美国的私刑同美国社会的精神的关系相比，要小得多)，可以就民主和自由方面来考察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性质；而且，经过对苏维埃制度的讨论，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作出十分透彻的说明。
　　但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因为这个学说虽然是革命进程的极为重要的产物，但目前仿佛是作为社会主义演进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展现在我们画前……  有些人认为，在这个过渡阶段，为了使一切现存的事态中都有某种秩序可循，就必需有一种控制意志(意志是必要的，否则革命就只是破坏性的，而改造就会成为偶然从这种混乱——很可能是受到旧的、暂时遭到破坏的制度所煽动的反革命——中冒出来的某个阶级或某种利益的玩物)，这种控制意志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来发挥作用，这是任何一个进行战争的政府无论从道义的观点还是从理智的观点都不能怀疑的结论，——这些人将把工人阶级领袖的专政当作某个时期一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来接受，这些领袖将要用暴力来镇压一切有言论或者行动的反对派。专政将是暂时的，只能持续到革命开始安定下来，受到破坏的社会开始按照某种计划进行改组的时候为止。这就是用旧的方法、以协约国竭力在欧洲掀起战争狂热的那种精神进行的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一种“以暴政消灭一切暴政”的概念，它和“以战争消灭一切战争”的思想属于同一类型。
　　只要这个概念提出的武力是最好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这一前提得到认可，那么这个概念是简单明了的，它的逻辑也是无懈可击的，而且除了那些持独立工党的观点，把战争看作是政治事件的人以外，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专政的实行是为了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专政只是一种过渡手段，但它力求自我排斥，力求使自己不能实现，力求实现民主的理想：自由的人民在自由的国土上靠自由的劳动而生存。”[注：同样，在列宁提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备忘录中说，取消出版自由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工人“真正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报刊是剥削和“伪造消息和欺骗舆论”的手段。我在这里也同意列宁在批判中所讲的一切。就其真正的含义来说，出版自由并不存在。报刊的许多受害者都知道，报刊是歪曲舆论的工具，例外是极其罕见的。但是，列宁对报刊所采用的方法却是每个相信信自由的更新力量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革命的演进。至于说到把这种演进结合成一种行动体系的论点，那独立工党不得不重复他们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政治论点——那些一经提出几乎立即就得到实行的论点。以旧社会的精神、用旧社会的武器实行的革命，丕可能成为诞生新世界的诱因。这个原则在战争期间很好地指导过我们；现在它也应该指导我们。暴政同战争一样，也在按照自己的模式繁衍着自己的后代。
　　……所有革命的领袖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尽快地使自己的航船穿过波涛汹涌的海洋，驶入那比较平静的海面，在那里，理智、协商和默认能够发挥作用。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强迫反革命机关报刊登讲述革命真相的文章，是比封闭这些有害的报纸英明得多、有利得多的政策。坚定地镇压阴谋活动和广开言路——这是革命专政的英明之处。
　　有一天，我在阿姆斯特丹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两位领袖交谈，我详细地叙述了我对他们在柏林实施军警管制的反对意见。我们逐条分析和讨论了他们的镇压政策——有关集会、报纸、组织等。最后，至少在我的思想上，牢固地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镇压只会增加它一开始就遇到的困难，只会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拔；镇压作为一个政策，它一旦开了头，就会象一滴染料掉进一杯水中那样，影响政府的整个政策；镇压会增加总的困难，而这正是从“专政”向革命的民主阶段过渡时“专政”所必须克服的困难；镇压会使政府陷于日常琐事而模糊总的目标；镇压会把政策从唯一可以保持“专政”的人物手中转到实行镇压的官僚及其机构的手中；这样一来，革命就由思想运动变成一系列流血事件；最后，镇压会发展成为十足的灭绝政策，而且不可能实现全民信仰的改变……
　　……俄国革命是沙皇制度的产儿，它继承了沙皇制度的斗争手段——它的警察暴政和官僚暴政。但是，如果不是协约国政府发动进攻，俄国革命的大动荡阶段现在也许已经过去，全世界也许有幸见到俄国吸收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思想。到目前为止，协约国对俄国社会主义进攻的唯一结果是延长了混乱的“专政”阶段。这一进攻造成了赤色恐怖，它使革命法庭保留下来了，它应当对政治犯的处决负责。那个录事天使比人看得更准确，他没有把过去几年发生在俄国的罪行记到苏维埃政府的帐上，而是记到法国、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帐上，而且历史将评定它们负有罪责。
　　根据我所指出的自由原则而掀起的匈牙利革命，迅速地由“专政”转变为实际上摆脱暴力的民主时，协约国进行了干涉，并把它重新投入血腥的杀戮之中。库尔特·艾斯讷尔[156]的不流血的事业本来是所有事业中最有希望的，可是结局却如此悲惨，而巴伐利亚也落到了那些崇拜武力、只有躲在警察和士兵背后才感到安全的人们的统治之下。
　　独立工党在1914年对战争政策发表过具有重大作用的意见，现在它也应当对革命政策发表同样的意见。它在这方面的第一个行动是应当声明：虽然需要革命的“专政”来把革命引向民主，但是能够有把握地、迅速地做到这一步的唯一政策，却是政治自由、精神坚定和理智清醒的政策。当警察和士兵被召到世界各国的唐宁街和斯莫尔尼宫时，他们接受邀请不是来帮助这些政府，而是来统治这些政府。但是，如果不动用军队，那么革命前的准备应当是作好政治宣传，这种宣传将能在旧社会内部创建一个新社会，就象蝶蛹蜕变成蝴蝶一样。除非社会在革命前已经作好接受新制度的准备，否则就不能保证它在革命后会这样做。
　　“为了把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进行革命”的论点是虚伪的。如果统治当局和有产者阶级象沙皇及其警察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引起一场使进步思想变成爆炸性的力量的革命，那么新世界的缔造者就不应当逃避这场革命赋予他们的责任，也不应当因蠢人试图镇压他们而引起革命就放弃宣传自己的思想；如果革命到来，那么能够最有成效地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就必定是那个宁可依靠自由而不依靠暴力的党，就必定是那个宁可把理性民主的力量部署在自己的周围、而不凭借杰出而令人生畏的少数权威的党。换句话说，为了把新制度强加给社会而策划革命，这是蠢事或者比蠢事更坏；为了使新制度诞生而正视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即使革命的专政也应当比俄国现在的专政受到更多的限制。在革命处于危急的、爆发的阶段，为维护革命而实行专政，是可以容忍的；而贯穿改造时期的专政，必须根据专政颁布的法令来进行社会改造的专政，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任何一个多少还配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不会屈从这样的事。这种专政只有在象俄国这样散漫的社会才能维持下来；它只能受到来自远处的社会主义者的赞美。
　　五
　　苏维埃的选举制度
　　既然专政同革命是不可分的，专政就应当站在政治的角度上，而不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_来理解革命问题；如果觉得这一点行不通和不可能的话，每个人只要仔细想想革命早期最初采取镇压措施所引起的后果以及无穷无尽的后果的后果就行了。
　　这就要我来谈谈俄国的政治方法，即苏维埃。苏维埃(俄语的意思是会议)是通过无产阶级进行管理的工具，所以，首先就应当研究它的选举制度……
　　……下列标准，如财产、文化、宗教信仰、年龄，当前还有军事，都已经考虑到了，而现在又采用了俄国的标准——是否参加生产。这最后一个标准，虽然它大大接近于实际的社会需要，但不能认为它比其他标准完善多少。它似乎预示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家都为社会服务，谁也不会靠这个社会过寄生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选举权同苏维埃制度强制推行的东西，其结果会是一样的。
　　它[指构成主义的社会主义——俄文版编者注]产生于自由主义的政治革命之后，因此它把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在这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它知道，在改革之前总是会有各种观点的；但是它也知道，社会主义的庄稼不会在一夜之间成熟，因而也不可能一下子收割完毕；但是每天都有所收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愈来愈接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经验的成果也愈来愈多，这些成果不是一串一串地而是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并在变动着的社会结构中体现出来。它相信阶级冲突是一个确凿的(descriptive)事实，但是它不认为这种冲突能够提供一个政治方法……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第253—285页
　　注释：
　　[155]詹·拉·麦克唐纳的《议会与革命》一书作为《社会主义丛书》第12种于1919年在曼彻斯特出版。列宁在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批评了这本书里的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16—217页)。——322。
　　[156]库尔特·艾斯讷尔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记者。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任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时期为慕尼黑工兵农苏维埃主席，后为巴伐利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被一个白卫军的伯爵刺死。——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