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　1905年10月18日〔31日〕

　　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　（1905年10月18日〔31日〕）　　
　　
　　我们在上一号刊登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9]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就目前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作出几点即使是初步的总结。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10]、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1]、波兰社会民主党[12]和乌克兰革命党[13]）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不分民族差别，现在都认为必须真正加强反对国家杜马的鼓动，必须进行鼓动反对所有主张参加国家杜马的政党，最后，必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我们《无产者报》从第12号就开始为之辩护、而且辩护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那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俄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原则，只有一个可悲的例外。　　
　　
　　读者知道，这个例外就是《火星报》[14]和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组织委员会”——少数派的实际上的中央——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投了什么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组织委员会拒绝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签字却是事实。在新火星派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15]通过了那个非常不恰当的、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21号上作了详细的分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56—372页。——编者注]）以后，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　　
　　
　　可见，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形成了。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可以说还是第一次使得各个反对党和革命党、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来共同讨论政治策略。这和前一个时期的运动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以前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之间有一道鸿沟。现在运动仅仅经过10个月的巨大发展，就把这条鸿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填平了：革命斗争已经把“公开的”反对派的热情激发到顶点，几乎达到承认革命事实的地步。老实说，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同公开的反对派的代表就策略和各政党的行动问题进行争论的，因为那时除了革命的、秘密的政党，就没有别的政党，撇开专制政府及其仆从的“活动”，一切“政治活动”就都是“政治犯”的活动。现在国家杜马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成了全体人民群众、各种人物、各党各派的讨论对象。革命斗争已经为公开的报刊、地方自治会议、大学生集会和工人群众大会开展革命的讨论创造了条件。　　
　　
　　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由那些同沙皇的施舍最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早在8月6日诏书[16]颁布以前就最了解这种施舍的地方自治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首先开始的。后来这个讨论才在俄国的一切政治报刊上展开，即在自由的（即秘密的）报刊和公开的报刊上展开。前者明白说出自己的全部理由和口号，后者则用伊索式的语言表示赞成抵制或自由地反对抵制。　　
　　
　　政治派别划分是俄国各民族的政党和阶级的界限日趋分明的先兆，它正是在抵制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参加杜马，还是不参加杜马？取消杜马，还是接受杜马？是在杜马中、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还是在杜马外、不经过杜马来反对杜马，——问题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摆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和“无权的”人民群众的面前。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案和种种“特殊意见”，但是从一切报刊的论调和一切政治组织、政治会议、集会等等的全部声明来看，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舆论“调查”总结了。　　
　　
　　总结如下：
　　对杜马的三种主要看法是很明显的，而且同当前革命中的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力量完全符合：黑帮（专制政府）的看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和革命派（无产阶级）的看法。黑帮抓住杜马不放，认为它是最好的、唯一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唯一可以设想的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自由派尖锐地批评了杜马，但是接受了杜马，他们被合法的道路和同沙皇的妥协强烈地吸引住了。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人民则鄙视杜马，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并且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抵制变成武装起义。　　
　　
　　这三种主要的看法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谈到黑帮，那么可以预料，这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将会象我国御用报刊常说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抵制或缺席主义（作这种预料的还有那些想要认真对待杜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甚至还有火星派）。这些人是想说：就让他们抵制好啦，这样对我们会更好些，杜马中的黑帮成员会更一致，更纯洁。既然俄国有保守的机关报刊，它们能够攻击沙皇大臣的过分的自由主义，能够对“过于软弱的”政府表示不满，那么这种看法就完全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甚至可能比立宪派的许多看法表现得还要明显。但是这里也表现出那些认真对待杜马并且开始谈论要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要在杜马中支援斗争等等的人们的错误。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十分需要合法的杜马反对派，非常害怕抵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如果不和哪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就根本不可能统治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和资产阶级的右翼互相勾结，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不可能弄到金钱，不可能活下去。我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带有亚洲式的野蛮习气，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的许多原始的野蛮习性，但是我国的专制政府毕竟是一个和欧洲、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俄国专制制度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依赖是最有力的物质依赖，这种依赖可能为许许多多中世纪的附加物所掩盖，也可能为千百万次个人的或集团的宫廷贿买（官衔、职位、特权、赠与、纵容以及其他等等）所削弱，但是一旦到了国民生活的决定关头，这种依赖就一定会以决定性的力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先生跑在自由派的前头，公开的报刊已经报道了他发表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同立宪民主党领袖“盖森先生进行非正式的谈判”（《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的电讯），外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沙皇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消息，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无数的谎言和阴谋，但是沙皇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就一步也推行不了。当然，由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代表到彼得堡来就沙皇政府极其需要的5亿卢布的新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产生了许多极其卑鄙的欺骗行为。不过，政府那样依赖资产阶级，他们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时必然会产生欺骗行为，因为这种依赖就是靠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来实现的。　　
　　
　　专制政府必须同资产阶级“和解”，而且它不得不努力这样做，——自然，它还想[注：手稿上在“想”字后面是：“只装装样子，好象它和解了，它想”。——俄文版编者注]愚弄欧洲和俄国的舆论。而国家杜马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手段。杜马中合法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正是资产阶级所承认的国家制度的外表，这种外表可能还会帮助专制政府摆脱窘境。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新闻》[17]这家保守的反对派的机关报不是幸灾乐祸地，也不是冷嘲热讽地，而是慷慨激昂地，怒不可遏地谈论着抵制杜马。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帮的机关报《新时报》[18]要猛烈攻击“缺席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倍倍尔也拉来同抵制的思想作斗争（《无产者报》第20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98页。——编者注]）。黑帮害怕抵制。现在只有瞎子或极力为自由派辩护的人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如果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代表大会活动家赞成抵制的话，那么抵制的胜利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　　
　　
　　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它整个根本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向往君主制、两院制、秩序、适度，热中于同“经常闹革命”的“恐怖现象”以及同法国式革命的“恐怖现象”等等作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19]和立宪民主党人从激烈谈论抵制转到坚决反对抵制，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采取的第一个巨大的政治步骤，这个步骤证明了它的背叛本性，证明了它“准备要犯”那种叫作背叛革命的“罪行”。这并不只是准备（也许解放派法学家当中某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而是犯罪未遂，甚至是已经完成了的犯罪。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唤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不适用于革命的普通年代表来算，那是才过去不久）。甚至我们需要帮助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觉醒了，它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完全是另外的伟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只是由于革命一日千里地发展。这就是同沙皇妥协的任务（资本的任务）和使背叛的资本中立化的任务（劳动的任务）。　　
　　
　　领导着革命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它已经担负起这项任务：唤起、推动和提高自己的那些反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伙伴”，从而使他们从不太革命的伙伴转变为比较革命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认真对待”的不是杜马，而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由于轻率、极端幼稚和一时的兴致而脱口说出的关于抵制杜马的言论、许诺和口号。无产阶级已经把抵制杜马的言词变为现实，即直接而公开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仅展开了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而且展开了直接的街头斗争（在莫斯科），同广大的、虽然阶级态度还不十分明确但是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先进部队——激进的青年结成同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战斗任务上同觉醒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并没有签订任何协定或任何条约。在莫斯科事件的伟大日子里（这次事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是一个先兆，而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向专制政府进行斗争，而自由派、解放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同专制政府进行谈判。　　
　　
　　政治派别划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派拥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一派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另一派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换句话说，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镇压革命，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遏制革命，另一派反对杜马是为了把胜利的革命进行到底。　　
　　
　　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是一个例外，一个破坏了清楚的阶级营垒划分完整性的可悲的、令人遗憾的例外（象其他一切例外一样，这一例外也证实了常规）。但是在这个例外中，在国外的秘密组织的狭小范围内，却表现出我们已经预言过的那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的规律。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个代表会议，团结了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火星报》仍然同《解放》杂志[20]联合在一起，并不是由于条约的约束，而是由于局势的发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在秘密报刊上主张积极进行抵制。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右翼则起来反对抵制。　　
　　
　　这样，对新火星派的最重要的策略决议所作的分析（列宁的《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8—29页。——编者注]）就得到了证实，即《火星报》降到自由派地主的水来，《无产者报》则把农民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星报》降到[注：手稿上“到”字后面是：“君主派的”。——俄文版编者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革命的[注：手稿上“革命的”一词后面是：“和共和派的”。——俄文版编者注]小资产阶级提高了。　　
　　
　　熟悉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的人都知道《火星报》老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和《无产者报》已经摇摆到社会革命党[21]方面去了，摇摆到极端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这句话和各种流行的话一样，有一部分真理。这句话所表露的并不是火星派的单纯的恼恨，而是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但它是象凹面镜反映物体那样反映的。这种真实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因为火星派转向了机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用18世纪的政治划分的语言来说）是“雅各宾派”[22]。这些指责只能证实我们对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指责我们是引以为荣的，正象1900年《工人思想报》[23]指责我们有“民意主义”[24]时我们引以为荣一样。现在全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在最重大的策略问题上产生的真正政治派别划分，实际上证明了我们对于火星派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以来所采取的整个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　　
　　
　　一切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所完成的秘密政党的派别划分，自然也就补充了一切政党在杜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要说火星派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那么他们是例外这一事实却再一次使我们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一定会胜利，相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实现它的一贯的口号。在意气消沉时期，自由派的庸俗行为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虽然象是一种预兆，表明我国的革命将要象1848年的德国革命一样，成为庸俗的、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各项原则的生命力赋予我们以振奋精神的信心，而英雄的工人阶级的发动则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心。革命清楚地划分了各个政治派别的界限，很好地证明了那些错误意见是荒谬的。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希望俄国革命获得完全胜利是有充分根据的。专制政府已经心慌意乱，自由派已经茫然失措，而引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则革命干劲十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我国列车的行驶将超过德国的列车。”[26]　　
　　
　　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7—15页

　　【注释】
　　[9]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于1905年9月7—9日（20—22日）在里加举行。这次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制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而召集的。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乌克兰革命党。代表会议不顾孟什维克的抗议，表示赞同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的路线，同时谴责孟什维克主张参加这一杜马的政策，认为参加这一杜马就是背叛自由事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必须利用选举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召开群众大会，打入一切选举集会，揭露布里根杜马的真正性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是用来加固被革命运动所震撼的专制政权的。　　
　　
　　代表会议的决议刊登在1905年10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22号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08—112页）。列宁在《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和《失败者的歇斯底里》这两篇文章中（见本卷第7—15页和第16—18页）对代表会议的意义作了评价，并对孟什维克在《火星报》上反对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7。　　
　　
　　[10]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7。　　
　　
　　[11]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7。　　
　　
　　[12]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7。　　
　　
　　[13]乌克兰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00年初成立。该党支持乌克兰自治这一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基本口号。1905年12月，乌克兰革命党改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一个按联邦制原则和在承认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是乌克兰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的条件下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拒绝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提出的立即讨论统一的条件的建议，将这一问题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去解决。由于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因此，在统一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崩得的影响下，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在民族纲领中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后来站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阵营一边。——7。　　
　　
　　[14]指新《火星报》即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37。——7。　　
　　
　　[15]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于1905年8月在基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孟什维克的各小组和委员会的12名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两个部分的统一、关于国家杜马、关于《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组织章程等决议，并成立了南方组织区域委员会。　　
　　
　　列宁在《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两篇文章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08—309页和第356—372页）尖锐地批评了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时，列宁写道：它“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同上，第368页）。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决议，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一文中（同上，第310—312页）说明了问题的事实真相，揭穿了代表会议这一决议的欺骗性。列宁在1905年9月25日（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7。　　
　　
　　[16]8月6日诏书是指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沙皇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受沙皇之托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的，所以拟成立的这个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　　
　　
　　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和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89页）等文。——8。　　
　　
　　[17]《莫斯科新闻》（《_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1。　　
　　
　　[18]《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11。　　
　　
　　[19]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11。　　
　　
　　[20]《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13。　　
　　
　　[21]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3。　　
　　
　　[22]雅各宾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雅各宾派领导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的领袖马·罗伯斯比尔、路·安·圣茹斯特等被处死。——14。　　
　　
　　[23]《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4。　　
　　
　　[24]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14。　　
　　
　　[2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一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14。　　
　　
　　[26]这句话系引自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在普鲁士的车厢里》。该诗于1862年用“康拉德·李连什瓦格尔”这一笔名发表于《同时代人》杂志的附刊《哨声》第8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