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与辛亥革命 − 政治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近代台湾省籍著名抗日志士、进步教育家和爱国诗人丘逢甲，又名仓海，字仙根，号蛰仙，又号仲阏，一八六四年出生于台湾苗栗铜锣湾，长后移居彰化县(现台中县)。一八九五年抗日护台事败后内渡大陆，定居于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一九一二年因病辞世。

丘逢甲短促的一生虽然只有四十九个春秋，但却身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正值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丘逢甲与时俱进，奋斗不息，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自己的生命史划上了一个圆满而光辉的句号。今年适逢辛亥百年，谨于此文缅怀丘逢甲先生。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对其主要事迹依历史发展脉络做一概括的梳理和粗浅的评析。

一、教育救国培育英才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是否曾投身于反清武装起义刀光剑影的火热战场，而首先是他锐意新学，通过其教育救国的艰苦实践，启发民智，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观念而又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青年。这些青年由爱国进而走上革命，成为孙中山先生在岭南地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骨干。

考查丘逢甲的生平志迹，不难发现，“教育救国”始终是贯穿其毕生的思想主流。早年在台湾，他就十分重视乡梓教育；乙未反割台斗争失败内渡大陆后，丘逢甲痛定思痛，愈加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救国”活动。戊戌维新前后，他在潮汕地区曾先后受聘担任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的主讲，努力以维新思想启发教育青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丘逢甲仍毫不动摇，坚决主张废除八股，改革陈腐的教育制度。及至一八九九年秋冬，他毅然辞去书院的教职，克服重重困难，独立创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新实践。在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丘逢甲先后在潮、嘉、穗等地创办或主持过多所新式学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救国”事业。其主要活动有：

1、创办“岭东同文学堂”

该学堂创办于一八九九年秋冬，“初拟在汕头开办”，后决定设在郡城潮州。一九0一年春又将校址迁往汕头，地点在外马路原汕头绅商集资兴建的“同庆善堂”旧址。(1)丘逢甲自任监督(校长)。这是丘逢甲独立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潮汕地区出现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意义重大。

关于创办该学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中说得很清楚：“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视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他认为，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正是“以学强其国”，“以有用之学傲我”；而我国却“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鄙弃西学不屑道，或仅习其皮毛，于是遂驯致贫弱，而几危亡。”丘逢甲公开申明：“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故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2)

关于教学内容，《岭东同文学堂教程》规定：除一般文史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其中尤重算学，因为“算学所用最广，天文、地理、历律、兵法、制器、一切测量之法、绘图之法，莫根于算。”(3)该学堂特别重视外语，尤重日语，因为“西学条目繁，时乎已迫，求其速，不能不先借径东文”，“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学不能有成。东文则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学习。西人有用之书，东人皆已译之，能读东文，即不啻能读西文也。”(4)此外，还特设“兵式体操课”，练习实弹射击，以期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实际本领，准备将来担当重任。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是在旧式书院闻所未闻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在教学方法上，岭东同文学堂也与旧式书院完全不同。它因材施教，提倡自学、讨论，意在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规定：“本学堂分班教授。而学生外另设一班，曰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所出之题，皆浅而易解者”，“每日课程但随所看之书有不能尽解者，可相质问。”“诸生遇有各门疑义，准其问于师长。”(5)

其时，中国的科举旧制尚未废弃，丘逢甲就能提出并努力实践如此进步的教育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岭东同文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汕头，很快便闻名粤东，有志青年纷纷慕名投考，几年之间培养出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这些青年与旧式书院出来的书呆子截然不同，不仅具有新知识、新技能，而且思想活跃、关心国事、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不少青年更由爱国进而走上革命道路，“十余年来，岭东民气蓬勃发展，国民军起，凡光复郡县，莫不有岭东人参与其间，皆此校倡导之力。”(6)

2、倡导、鼓励青年出国留学

丘逢甲不仅积极创办新学，同时还勉励有条件的青年学生赴东西洋留学，尤其鼓励他们留学日本。他说：“各国教育设施迥非吾国所能企及”；“日本，吾国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学术胜尔。欲复仇而不求其学，何济？”(7)为此，他亲自出面做学生亲属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赴日留学的经费问题。(8)在丘逢甲等人的积极倡导鼓励下，“当时岭东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9)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到日本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纷纷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一九0五年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岭东同文学堂出身的留日学生大多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刘维涛等人还被推举为同盟会的重要干部，成为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

3、创办族学和师范学校

一九0四年四月丘逢甲返回家乡镇平，将其主要精力转向兴办师范学校，以解决当时发展新式小学教育亟待解决的师资严重缺乏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族学，开启民智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丘逢甲的奔走操持下，一九0四年秋，镇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正式招生开课。与此同时，他又在本乡(现文福乡)设立“自强社课”，亲自辅导族中青少年学习文化。为此，丘逢甲极尽辛劳，废寝忘食，常常“鸡鸣不寐，不一载而社中子弟在县科各考中均崭然露头角。”(10)

是年冬，丘逢甲又倡用乡间各宗族的族田收入，分别在镇平城东的东山和文福乡员山创办了两所族学堂，名“创兆学堂”。利用乡间族田收入兴办族学，在粤东地区丘逢甲是首创者。用这种办法办学，大大减轻了贫苦农家子弟入学的经济负担，有助于尽快发展农村新式小学教育，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办法。此后粤东各地纷纷效法，成效显著。

从一九0五年开始，丘逢甲还遴派宗人子弟前往江西寻邬、福建上杭、武平、邻之嘉应、兴宁、长乐(今五华)、平远等地协助办学。他自己则四处奔波，亲往上述各县劝办新学。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的学生毕业后，被分派到各地，成为办学的骨干。由此，岭东地区办学风气大盛，几年之间新办学校达近百所之多。近百年来，由于兴梅地区文教发达，英才辈出，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

4、任职省垣、政教兼预

由于丘逢甲在潮嘉地区兴学育才成绩卓著、声名远播，一九0六年夏，两广总督岑春煊礼聘其赴省垣广州，出任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兼惠、潮、嘉视学员(11)，旋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由此，丘逢甲的“教育救国”活动重心转向省垣。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会会长(12)、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副议长兼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等职。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丘逢甲一直都在省垣任职，政教兼预，在粤省社会政治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岭南地区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进步教育活动家。

丘逢甲在省垣任职之初，科举旧制刚刚废除，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普遍掀起兴办新学的热潮，随之也就出现许多纠纷(即所谓“学案”)，当局常常要征询丘逢甲的处理意见。对这类棘手事务，丘逢甲从不推辞，为发展教育事业，他力任艰巨，遇事“剖情析理，持正建言”，即使得罪地方劣绅，也在所不顾。例如，嘉应州丙村三堡学堂监督江秉乾，为与旧绅争丙市公局及杂捐作为校舍和办学经费，从一九0五年始至一九0九年，双方争执达五年之久，江竟被劣绅诬指为“劫盗”而横遭迫害。丘逢甲始终都主持公道，为江仗义执言。有人好心劝丘逢甲说：“此案乃保安总局局绅黄某所为，黄为遵宪(即黄遵宪)介弟，故州牧右之，惠潮嘉道亦右之。先生与江非亲非故，何必如此？”丘逢甲义正辞严道：“然则新学萌芽，任受摧折，亦坐视不救耶？公度(即黄遵宪)读书破万卷，交游遍四海，岂有庇一弟以误一州者哉！”(13)最后，江秉乾的不白之冤得以洗雪。

除办理各种“学案”外，丘逢甲对于潮嘉地区的办学事宜也十分关心。从丘逢甲《丙午日记》中可以看到，岭东同文学堂函询中学堂开办之法，兴宁、平远学界请教兴学育才的措施等等，丘逢甲收到函件后，均一一详细函复，给予热情周到的帮助。

丘逢甲对青年学生一向要求十分严格。早在他担任岭东同文学堂监督时，就“堂规綦严，学生作息均按时鸣钟吹号，不稍逾越。”(14)到省城出任广府中学堂监督后，更以“整肃严明”而著称，学部徐视学来粤省视察，广府中学堂被其“评为广东第一，谓是以兵法管教者。”(15)一年暑假，丘逢甲自省城返乡，“道经镇平中学驻宿，闻学生喧嚣，即召集严切训诲，校风为之肃然。”(16)丘逢甲管教学生虽严，但并非一味采取压制手段，而是以思想启发为主。他的学生、老同盟会员李次温回忆说：“当时乡先辈教导后进多务压抑而使就范”，唯丘先生“务提起后进意志，使之自重自奋，乐而向上。”(17)正因如此，丘逢甲在粤省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其门生弟子日后成才者甚多。

二、同情支持革命暗护革命党人

1、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

如前所述，贯穿丘逢甲毕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国”，但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一九0九年前后则有明显变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属于立宪派。诚如其挚友丘复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说：“海内最先倡言立宪，此身亦居其一。”(19)事实亦确实如此。

全面评价清末立宪派并非本文主题，这里笔者只想指出，立宪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势力。同是立宪派，但由于个人经历和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态度却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领受过当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图报；也不若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国内立宪派头面人物张骞等人，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与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内心，唯有朝廷割弃故土台湾的切肤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尽管其主张“保皇”、赞成“立宪”，但并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国事日非、列强进逼而又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感染而逐步改变其政治立场，转而同情支持革命。

考查辛亥时期的丘逢甲，情况正是这样。

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转而采取所谓“保全主义”政策，继续扶植清王朝作为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变有形瓜分为无形瓜分。而清王朝则对帝国主义允许它继续充当走狗而感激涕零，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业已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成为货真价实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于清王朝的认贼作父、昏聩无耻，丘逢甲极为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瑶》这首长诗中，他以辛辣的笔触对清廷进行无情的鞭挞和讽刺：“四千年中中国史，咄咄怪事宁有此！”、“伺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素衣豆粥哀痛诏，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来，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败透顶，人心丧尽。在另一首长诗《汕头海关歌》中，丘逢甲则历数了汕头海关大权旁落、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以及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等种种惨状，愤怒谴责了清王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丑行。

面对列强的进逼、朝政日趋昏浊的现实，丘逢甲开始认识到仅凭少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已无补时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作如《晨起所见》、《汕头海关歌》、《东山感春诗》中，都表达了他唤醒民众、团结御侮的可贵见解，说明丘逢甲的反帝爱国思想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可喜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进化论思想较前有了新的表露：“竞争世界论天演，此去闽中大有人。唤起群龙听梵唱，诸天同转法王轮。”(《重送王晓沧次前韵》)这种认识使他激发起天道轮回、世道变迁的思想火花，从内心深处萌生出向往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的思想幼芽(见《次韵答维卿师》、《送谢四东归》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写的一篇铭文中，丘逢甲向往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芽蘖则表露得格外明显：“……嗟乎！自秦汉专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谓官者，以无限之权偃然民上，于士无所谓礼也，于民无所谓教也，束缚之而已；既愚其民，复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气为事。为士者亦务相竟为俗学以自愚，不复知有圣贤之义，临小小利害，辄动色相戒，虽君父之难，或弃不顾，不以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为者，且群诽而众咻之，必败其成而后已。士愚如此，何论乎民，其惑邪说而日为无理之争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谓文明先进国者，乃今鄙为半开之国。贤者处此，上屈于专制之政，下挠于半开之俗，夫何能为？然卒不以自馁而自沮者，何也？义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动也……。”(20)

上述情况表明，庚辛之后，尽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国方案仍然是“兴学育才、启发民智”，但从思想深处的变化趋向来看，他与康梁保皇派已有相当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日益明显，一九0三年以后，丘逢甲渐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现。例如，一九0三年岭东同文学堂学生响应上海爱国学社鼓吹革命风潮，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为之辩护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21)

丘逢甲一向关心国事，注意研读报章，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广泛，特别是到省垣任职后，置身于广州这样一个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而对社会思潮的更替和人心向背的变化以及对清廷腐败政治的现实，较之在潮嘉地区办学时期有了更深切的体察和认识。无疑，这加速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一九0六年冬末，丘逢甲曾对人说：“至保皇之说，非不稳健，但时机已过，人心已去清室，康有为等无能为矣！”并断言：“清室不出十载必亡，但非革命军攻陷北京，而为各省独立使之自倒。”(22)这表明，此时的丘逢甲已把他的政治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政治力量，对康梁的维新保皇事业已颇表怀疑。

庚辛之后，广东城乡中不满现状的爱国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纷纷奔赴省城或到国外求学，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愈来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投身于反清革命。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格与才华，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态度，故而到广州后纷纷拜见丘逢甲，并得到他的呵护与提携。据《丙午日记》记载，仅一九0六年十月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会见青年学生或与留日学生书信往来就不下七、八起之多。

一九0六年以后，随着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丘逢甲与革命党人的接触愈加频繁密切。据其子丘琮说：“保皇党人与同盟会干部和我父亲都有往来，不过，戊戌前后和保皇党人接触较多，而戊申前后则与同盟会发生深切关系了。”(23)资料显示，当时与丘逢甲“深相结纳”的著名革命党人至少有邹鲁、姚雨平、谢逸桥、谢良牧、朱执信、陈炯明、林修明、李次温、黄慕松、邓铿、林云陔、温翀远、林震、古应芬、高剑父、高奇峰、赵声、饶景华、叶楚伧、梁千仞等数十人。其中不少人更与丘逢甲有“师生之谊”。丘逢甲甚至把自己的次女丘琰许配给林震，另一女许配给饶景华之子。

如此众多的革命青年与丘逢甲保持经常的、密切的来往，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热情时时给丘逢甲以无形的启迪与感染；从他们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时代的曙光。大约在一九0九年前后，丘逢甲的基本政治立场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个支持改良的维新立宪派，转变成为支持、赞助革命的民主革命派的朋友。一九0九年秋，丘逢甲在一首《秋怀》诗中这样写道：“满目洪荒治已迟，谁教天展九年期？玄黄大化无今古，风雨神山有合离，四海毕消蛟蜃气，九天同拜虎龙姿。书生自作华胥梦，千载何妨此一时。”(24)这首诗的政治意向很清楚：在丘逢甲看来，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廷气数已尽，不可救药，无论它如何变换花招，也无法挽回其灭顶之灾，一个崭新的政权必将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他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自己多年来“复土雪耻”的梦想。

2、掩护、支持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更体现在行动上。在广州任职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与粤省地方上层的特殊关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党人，掩护、支持甚至配合他们的革命活动，并在他们遭遇危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尽力营救、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党人。例如：

一九0七年五月黄冈起义失败后，粤省当局企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实行严厉镇压。丘逢甲闻讯，急忙从中斡旋，以“防止株连、避免事态扩展”为由，极力对当局加以劝阻，致使一批革命党人得以脱逃，幸免于难。(25)

一九0八年，梅县松口发生进步学潮，两广总督张人骏企图藉机镇压松口革命党人，并奏请停办全梅学校。丘逢甲获悉，亲往张的住所，说明松口是有名的华侨之乡，若采取严厉措施，影响华侨利益，势必酿成不良后果，务请其三思而后行。张人骏听从了丘逢甲的劝告，防止了事态的蔓延，使松口革命党人得到保护。

一九0九年，嘉应州牧邹某拘捕了一批进步学绅，丘逢甲又“致过家门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设法营救”。(26)

一九0九秋冬，两广方言学堂新任监督隗文云，无理将一名深受学生爱戴的进步教员孟聪解聘，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步学潮，停课长达三个多月，酿成僵局。该校五00名学生整队集合，前往总督衙门请愿，一致拥戴丘逢甲继任该校监督。迫于压力，兼任两广总督的广州将军曾祺不得不将隗文云撤职，并接受学生的要求，改派丘逢甲继任。事后当局开会讨论善后处理办法，有人主张各班班长及请愿代表革除或记过，“以儆效尤”。丘逢甲据理力争，说：“学生应惩处，则监督不应撤职；监督既撤职，则学生不应惩处！”结果没有一个进步学生受到处分。(27)

一九0九年十月丘逢甲当选咨议局副议长后，立即延揽革命党人古应芬担任咨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尔后，又聘请邹鲁为方言学堂教员；不久，革命党人朱执信因涉嫌革命被广州法政学堂解聘，“因为丘先生喜欢革命党人”，邹鲁又向丘逢甲推荐，把朱执信聘请到方言学堂任教。(28)于是，朱、邹二人利用在方言学堂任教的便利条件，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同盟会组织。(29)与此同时，邹鲁、古应芬和隐藏在咨议局的议员陈炯明，则利用咨议局作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样，广东咨议局和两广方言学堂，事实上就成了当时广东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两个重要据点。而假如没有丘逢甲的从中掩护，乃是不可想象之事。

一九一0年二月，陈炯明、邹鲁秘密参与了由赵声、倪映典组织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被广东巡警道王秉恩查获。王某携带名单到咨议局企图拘捕陈、邹二人。丘逢甲正色曰：“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么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二人的话，请先从我捉起！”(30)在丘逢甲的庇护下，陈、邹二人才安然无恙，未遭当局拘捕。

在咨议局内部，陈炯明、邹鲁等人还在丘逢甲的支持和配合下与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合法斗争，兴利除弊、揭露清王朝的腐败政治，起到了团结、教育民众，激发民主意识和促进民主革命潮流前进的积极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禁赌”和“振兴女子小学”两案的通过。

“禁赌案”：清末广东赌风极盛，在当局“开禁筹饷”罪恶政策的刺激下，更日趋猖獗泛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粤人对此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禁赌。丘逢甲执掌咨议局后，遂于陈炯明、邹鲁等人计议，力主禁赌，并于一九一0年十月咨议局第二次年会上，作出了《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要求粤督据情代奏。但咨议局中靠承包赌饷发家的议员苏秉枢，却在粤省当局的庇护下有恃无恐，公然于当年的十一月九日在咨议局提出议案，请求允许其所属的安荣公司开设新的赌项——铺票赌博，并得到许多被他重金收买的议员的支持，从而引发咨议局内部的剧烈争论。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结果，五十多名出席议员中，只有二十人投“可”票赞成禁赌，其余均投“否”票反对。

不料，投票时担任书记的邹鲁当晚便将咨议局开会情形及全体投“可”、“否”票议员的名单整理成文，送交报馆公开发表，并同时提出辞职。有人担心邹鲁此举会闹出乱子，请丘逢甲出面劝阻。丘逢甲却说：“海滨(即邹鲁)这样做是对的！”接着古应芬也提出辞职，继而丘逢甲率全体投“可”票议员也提出辞职，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广州全城激愤，一致声讨投“否”票议员，有人还把投“否”票议员的名单张贴在城门上示众。迫于舆论压力，投“否”票的议员也不得不宣布“集体辞职”。

为防止事态扩大，清廷急忙下令“查办”。结果将两广总督袁树勋开缺，改调广西巡抚张鸣岐继任，并准许投“否”票议员辞职，而投“可”票议员则一律“慰留”，古应芬、邹鲁仍回书记处任职。(31)这样，才平息了这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政治风波。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粤省当局通令全省一律禁赌，广州人民奔走相告，纷纷“庆祝巡游，颇为热闹”。此后“虽然私赌还未完全禁绝，但公开的聚赌确是偃旗息鼓。”(32)

《振兴女子小学案》：丘逢甲出掌咨议局期间，仅在振兴广东教育事业方面通过的议案就多达九宗，其中尤以《振兴女子小学》一案至为重要。总所周知，妇女在封建制度下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备受歧视。直到一九0三年，清廷颁布《奏定章程》(即《癸卯学制》)中，仍公然规定排斥女子教育。丘逢甲对此颇为反感。他一向提倡男女平等，女子应受教育。认为中国妇女人数过半，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和体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故而一九0九年丘逢甲任职咨议局后，即由其主持通过了陈炯明提出的《振兴女子小学》议案。该议案公开与清廷大唱反调，提出：“凡府及直隶州均设女子师范一所，并附设初等女子小学；某州县不能设立师范者，亦必先设女子小学为倡。至已设女子小学一时教员难得者，不必拘定女师，即暂延男师者亦可。”(33)该议案的通过，对促进广东女学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与当时在全国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相呼应。

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大批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广州全城戒严，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数十名革命党人越墙进入丘逢甲的住所——丘家祠藏匿起来。刚从乡下料理完父亲丧事返城的丘逢甲见此情形，安慰躲藏在自己寓所中的革命党人说：“尔等投生也，此间较为安全。”(34)随后他赶往总督衙门，力劝张鸣岐解除城禁，致使许多革命党人得以安全撤离广州。邹鲁回忆说：起义失败后，“过了几天，丘先生由乡间赶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说：‘你和竞存(即陈炯明)参与此次起义的证据已被清吏搜获，竞存已走，你也应该立即避开这里！’于是我便决定出奔。”(35)

黄花岗起义前半个多月，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发生后，嘉应劣绅密控汕头《中华新报》为革命党渊薮，与温生才关系尤深，要求严办。张鸣岐素悉丘逢甲与《中华新报》往来密切，碍于丘逢甲情面，更虑于深究下去会牵连到自己，故接获控状后仅密令封禁该报了事，并未拘捕有关人士。亲友们都为丘逢甲捏了一把汗，有人出面劝告丘逢甲说：“祸至无日矣，甚矣先生之爱友也！虽尽友道，与己何益？假使从学务公所即入岑春煊幕中，勿预闻乡友事，岂患权位不如张鸣岐？”丘逢甲笑曰：“余不作是想，倘余不从工部告归，讵不早如岑春煊乎！”(36)

就这样，丘逢甲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声望和与粤省大吏的特殊关系，安插、重用和保护了大批革命党人，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丘逢甲辛亥革命期间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也理应充分肯定。

三、投身革命洪流拥护民主共和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在全国革命总爆发、革命势力与清王朝两军对垒、生死大搏斗的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力促粤省大吏倒向革命；而后，又在调解广东革命军政府内部矛盾、促成广东北伐军出师北伐以及北上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等各个方面，做出了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1、配合革命党人、促成广东和平独立

丘逢甲屡护革命党人，益遭当局疑忌，故不断被当局派人明察暗访、跟踪盯梢，甚至公然以“革命党魁”名目列诸公牍、登诸报端，以示威胁。而丘逢甲却处之泰然，毫不畏缩动摇。

一九一一年夏秋间，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接到密报，随即密奏清廷，把丘逢甲列入广东“革命大绅”黑名单，欲到广州就职后立即严厉捕治。岂料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廿五日，凤山刚到广州，即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毙于南门外仓前街。丘逢甲因此而幸免于难。

武昌首义的胜利，引起全国革命的总爆发。广东各州县纷纷被革命军攻占。十一月初，广州已被革命军团团包围，粤省大吏诚惶诚恐，如惊弓之鸟，急思进退。值此关键时刻，丘逢甲挺身而出，积极奔走，协助革命党人策动张鸣岐、李准(时任虎门要塞水师提督)倒向革命。他首先登门拜访李准，劝其审时度势，接受革命党人的投诚条件。在丘逢甲的规劝下，李准也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在“利害相权”后，终于“立意反正”。(37)十一月七日，李准接受一切投诚条件，倒向革命。张犹豫不决。丘逢甲又登门拜访，对其“暗中开导”，反复“晓以利害”，说：“大局已无可为，若江道一塞，已无出路矣”，走投无路的张鸣岐终于被迫同意脱离清廷，导向革命。(38)

十一月八日，丘逢甲亲自出面主持了有张鸣岐和满汉及八旗代表参加的咨议局会议，作出了即时“宣布独立”的决议，同时推举张鸣岐、龙济光为正副都督(摄于革命声威，二人均未敢上任。张逃往香港，咨议局另推胡汉民、陈炯明为正副都督)。次日，也即十一月九日，广东正式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39)鉴于丘逢甲策动张鸣岐、李准反正有功，又擅长教育，在广东教育界有很高声望，遂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

2、调解军政府内部矛盾，促成广东北伐军出师北伐

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地方上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经常发生纷争；进驻省城的大批民军又漫无定制地坐索饷弹，不断发生摩擦滋闹；甚至连军政府内部也常因争权夺利或意见相左而闹得不可开交。而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妥善解决，新生革命政权便不可能得到巩固。由于丘逢甲在军政府内部德高望重，与各方面人士私交甚笃，其中不乏其弟子门生，故而“除了本职之外，他还参与各项决策和协调人事的要务”。(40)为此，他日夜操劳，四处奔波，协调各种纠纷，从而为维护新生政权的安定局面、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其中最典型的，是调解陈炯明和黄士龙的纠纷。

广东独立时，北方形势尚未明朗，北洋军随时都可能渡江南下，威胁南方革命政权。因此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开会商讨北伐事宜。陈炯明力赞胡汉民的北伐主张，而参都督黄士龙却认为“北伐是非其时”，坚决反对北伐。双方各持一端，愈吵愈凶，最后竟拔出手枪来要当众决斗。都督胡汉民苦劝无效，急忙请丘逢甲出面调解。(41)因陈炯明是丘逢甲的拜帖弟子，而黄士龙与丘逢甲也素有深交，故二人虽位高权重，但在丘逢甲面前毕竟不敢放肆。在丘逢甲劝说下，二人才算冷静下来，没有闹出更大的乱子。而后经认真讨论，终于达成共识，组成了北伐军，由姚雨平任总司令、邹鲁任后勤总监。而丘逢甲则在后来出席南京会议期间，对广东北伐军出师江北“调护备至，为之请炮械、请增援，为之向前途各军接洽”等等，做出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后勤保障和联络工作。(42)当时，广东北伐军兵精将强、械良饷足，被公认为是当时各省北伐军中最精锐者，在征讨清廷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不能不说，这与丘逢甲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3、北上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独立各省推派代表齐集南京，商讨筹组中央政府事宜并选举临时大总统。丘逢甲为广东方面推举的三人代表之一。当时，为赶在元旦前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时间紧迫、经费困难，丘逢甲曾与胡汉民、伍廷芳等人分头奔波于寓居在上海的粤籍各属同乡殷商之间，紧急筹款。数日之内，便筹得七十多万银洋，为民国盛典的如期举行解决了燃眉之急。(43)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独立十七省代表齐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丘逢甲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44)

南京会议期间，丘逢甲心情十分振奋。他踏雪游历了明孝陵、莫愁湖，登临了城内的扫叶楼等名胜古迹。(45)目睹一片大好革命形势、国家民族重兴、复土雪耻有望，丘逢甲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一连写下了十首诗。其中《谒明孝陵》一诗写道：“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46)

丘逢甲晚年投身革命洪流，并非单纯从排满的狭隘汉民族意识出发，而是为铲除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这从他告病南归途经厦门时电劝福建都督孙道仁“速行召开省议会”的电文可知。其电文大意是：“革命扫除满清秕政，若一切仍旧安用铁血为？”“民国新造，断非一二人专制可以成功”。(47)

丘逢甲临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国家民族。昏睡之中他口发呓语，喃喃不休，依稀可辨者“皆民国大局安危之计，并未言及家事。”(48)偶或清醒，即向家人询问大局有何变化，“当他听说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获致协议时，便显现出欣喜之色；听到孙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则蹙眉敛容，引以为忧。他微合着眼睛喘出一口气说：‘孙先生上了袁世凯的当，从此国家多事矣！袁氏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将来必然不忠于民国。孙先生怎能和他合作呢？’说后，又沉沉睡去。”(49)

丘逢甲为辛亥革命、为国家民族，可谓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丘逢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确是多方面的、杰出的，理应得到充分肯定和后代的景仰、褒扬。

2、考察丘逢甲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始终是围绕着“救国”、“强国”和“复土雪耻”这一根本主旨而推进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目的。故而，丘逢甲从事教育，不仅坚持以“有用之学”培养、教育青年；而且格外注重激发和保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树立“为国为民牺牲”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这样丘逢甲的教育实践和他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就不仅为民主革命潮流的兴起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扫清思想障碍的积极作用，而且在客观上成为培养、哺育民主革命志士的温床。特便是丘逢甲晚年政治立场转而倾向、支持革命之后，其所主持的学堂更成为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3、晚年由赞助维新改良转而倾向、支持民主革命，乃至投身革命洪流，这是丘逢甲爱国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质的飞跃，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是他生命史上难能可贵的一页。回顾丘逢甲走过的人生历程，不能不说：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重大的转变，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毕生奋斗、不知疲倦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结果。一句话，是一个真诚的、无私无畏的爱国者的必然归宿。从这一角度而言，丘逢甲在近代中国数不清的爱国人物中，具有典型意义。

4、诚然，丘逢甲思想政治立场转变也有其不彻底的一面。他十分痛恨清王朝的腐败卖国，同情支持革命，爱护革命青年，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革命青年，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又不愿看到革命发生变乱，致使地方糜烂，百姓遭殃，更担心革命遭致列强的干涉瓜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革命党人屡屡发动武装起义，坚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很不理解，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例如，早于一九00年前后他曾说过：“内乱吾不与，外患吾不避”；在一九0九年之前的个别诗作中，丘逢甲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错误认识也偶有表露(如《戊申广州五月五日作》、《寄悼丘孟卿》等)(50)；直到一九一0年，他还对人说：“革命能和平成功最佳，不得已而有破坏屠杀亦不可过当。盖我国今日大患不在满清乃在东西列强，若因破坏屠杀而毁国脉元气，将益启列强侵略”。(51)丘逢甲思想的这一局限性，决定了他未能更早地投身到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本来可能做出的更多更大的贡献。(徐博东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注释：

(1) 见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第二六三——二八四页“丘逢甲信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称“东文学堂”、《潮州志·教育志》称“同文书院”，皆误。

(2)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3)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4)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5)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6) 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7) 曾养甫：《丘逢甲事略》。

(8)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9) 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0)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11) 据丘逢甲：《丙午日记》(见《丘逢甲文集》)及丘复：《念庐居士岁记》(手抄本)，不少论者称丘被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或“两广学务公所参议”等，均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