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比较及实施有效培训的建议

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是活跃和举足轻重的要素，素质则是管理者活跃的基础和拥有分量的依据。党政领导干部因主要参与公共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其素质状况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对社会文明进程的影响，乃至对官员公职生命的影响便特别重大。

为便于研究，课题组从构成领导干部素质的若干因素中，筛选出健康、知识、能力（含技能）和观念四种因素，将其作为基本因素加以具体分析；将建国以来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表现，界分为革命创业型、文化革命型、改革开放型和现代文明型四种类型，并将其作为基本类型加以系统、深入的研究。

在“4（因素）+4（模式）”的研究中，课题组以素质模式为线索首先做了纵向的描述：

（1）革命创业型。健康因素包括无疾无残、身体强壮和精神饱满；知识因素包括传统社会知识、政治运动知识、群众工作知识、马列主义常识、初等文化知识；能力因素包括生存自养能力、生产组织能力、秩序控制能力、宣传鼓动能力、理论分析能力、知识普及能力；观念因素包括自强自尊+天下大同、无产阶级至贵+国家中心、国有经济+贫富相均、封建文化+革命文化+悟性文化、利他+共存的5种职场给入观念，胸怀大志、立场坚定、诚实可靠、有所作为、职务阶梯攀登、生活勤俭持家、人格宁穷勿贪的公职生涯管理观念，重心轻身、重农轻商、重权力轻法度、重信誉轻钱财的工作观念。

（2）文化革命型。健康因素包括无疾无残、身体强壮和精神饱满；知识因素包括毛泽东思想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路线斗争知识、行业岗位知识；能力因素包括政治鉴别决断能力、运动宣传组织能力、生产生活维持能力、国家安全保证能力；观念因素包括唯我独革+唯华独尊+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革命至上+国家至尊+爱党爱国、纯化公有经济+意识统帅经济、“革命乌托邦”的职场给入观念，忠于路线*少说为佳*尊重事实的立场选择、职务阶梯攀登、生活艰苦朴素、人格宁穷别贪的生涯管理观念，革命为先、听从指挥、廉洁奉公的工作观念等。

（3）改革开放型。健康因素包括生理指标、运动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知识因素包括政治政策基本知识、现行法律基本知识、公共行政基本知识、市场管理基本知识、普通财政基本知识、社会持续发展常识、国家环境保护常识、国防状况及安全知识、现代社会特征知识、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和岗位专门知识等；能力因素包括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必要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等实用能力；观念因素包括（多极世界+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国家与社会并重+权力在民政治观念、（多元经济+建设中心）+（市场经济+国际贸易）、（宪政文化+封建文化）+（契约文化+悟性文化）、能者先富+共同富裕等职场给入观念，个性价值、权利觉醒，学习进取、德才绩效，公平竞争、能者上岗，致富者荣、消费者惠，富穷廉贪、操守自择等生涯管理观念，公共服务、有为有位，公平竞争、乐见双赢，行为规范、尽职尽责，珍惜资源、维护环境，绩效评估、功过分明等工作观念。

（4）现代文明型。现代文明型素质模式具体分为A1、A2和A3型三种。其中每一种模式的健康结构都是相同的，即由“生理指标、运动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和心理状态”等5种子因素构成，其他4种因素的结构则或大或小各有区别。

A1型的知识因素包括政治政策基本知识、现行法律基本知识、公共行政基本知识、市场调控基本知识、普通财政基本知识、社会持续发展常识、国家环境保护常识、国防状况及安全知识、现代社会特征知识、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和岗位专门知识等；能力因素包括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必要能力，承担责任能力、协调组织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现代生活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实用能力；观念因素包括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崛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多元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人本文化+宪政文化+契约文化、自利+公德等职场给入观念，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人权保障、人性尊严，廉洁至尊、自安人生等生涯管理观念，注意纳新、不惧挑战，雅量宽容、尊重知识，守时惜时、讲究效率，熟悉流程、行有计划，重视技术、承担责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等工作观念。

A2型的知识因素包括政治政策基本知识、现行法律基本知识、公共行政基本知识、市场调控基本知识、普通财政基本知识、社会持续发展常识、国家环境保护常识、国防状况及安全知识、现代社会特征知识、中国历史及国情知识、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和岗位专门知识等；能力因素决策制定能力、行为分析能力、团队建设能力、谈判交涉能力、承受压力能力、灵活应变能力和财政管理能力等必要能力，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管理公共安全的能力、创造性执行政策的能力和依据法制行政的能力等实用能力，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现代生活能力等后续发展能力，以及撰写工作报告、从事电子政务、识别公共符号、外语交流、媒体形象表现、现代保健等技能；观念因素包括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崛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多元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人本文化+宪政文化+契约文化、自利+公德的职场给入观念，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保障人权，维护尊严，廉洁至尊、自安人生等生涯管理观念，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路广阔、头脑开放，不惧挑战、接受变革，守时惜时、充满自信，断事准确、敏于选择，专业熟练、尽职尽责，平等守法、乐观未来等工作观念。

A3型的知识因素包括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知识、国内政治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台海局势、反恐斗争与社会稳定知识、宪法与党政方针及政策关系的知识、公共管理运动与中国特色政府建设知识、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改革趋向的知识、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人民币管理的知识、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知识、生态平衡与国民生活关系知识、当代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与国防安全关系知识、人权运动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关系的知识、当代中国发展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知识、领域基本知识、行业常用知识和岗位专门知识等；能力因素包括具有开拓性战略性的思维能力、完成和达到公务目标的能力、构建富有生产力的新型关系的能力、展现个人魅力和典范力量的能力、富有影响力的交流能力等必要能力，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据法治行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等实用能力，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国际生活能力等后续发展能力，以及调查研究及撰写报告、从事电子政务、识别公共符号、外语会话（外语演讲）、媒体形象设计及表现、现代保健等项基本技能；观念因素包括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崛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多元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人本文化+宪政文化+契约文化、自利+公德、廉洁至尊等职场给入观念，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保障人权、维护尊严，廉洁自律、人生自安等生涯管理观念，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开阔开放、广纳建议，挑战传统、接受变革，守时惜时、自主自信，善谋善断、尽职尽责，熟悉程序、承担责任，人格效能、给人信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等工作观念。

其次，以健康、知识、能力、观念和成熟评估为线索，从5个方面做了横向性的比较，既简单、明了地展示了党政干部素质的丰富和提高，又概括、真实地描述出了其演绎的轨迹。

对于健康结构的比较，既包括社会对人的生命及其健康价值的文化评价，也包括领导者对自己和对他人生命及其价值的文化评价。从素质模式关于健康描述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在革命创业、文化革命两个阶段，我国社会对人的生命及其健康的评价是粗糙的，这与政府低水平、低价格处理工伤事故的真实情况，国民生病低要求求医的真实情况是相吻合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国际文明的影响，我国对人生命及其价值的认识、评价和做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使我们有理由在否定以往对生命及其健康认识和做法不足的同时，认真地思索在未来的社会文明进程中，如何把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运动科学、心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关涉干部健康的知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列为培训内容。

对于素质模式中知识因素的理解，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索：一为知识体系本身的知识含量，二为知识进入培训领域的社会评价和筛选标准。具体地说，在革命创业型阶段，由于人类知识积累缓慢，含量有限，加之“无产”背景的局限，革命队伍整体的文化素养显示了低水平（党和军队的创建者及延安时期加入的少量的知识分子除外）。针对整体的低水平，也是为了满足建国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当年的培训也只能以扫除文盲和传授“传统社会知识、政治运动知识、群众工作知识、马列主义常识、初等文化知识”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时代使然、阶级使然的状况。文化革命的情况则不同。人类以加速度积累的知识，本来为队伍文化素养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由于领导者认识和做法的偏执，使培训大大窄化了范围，只把“实用文化知识、毛泽东思想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路线斗争知识和某些急需的行业岗位知识”供人选择，不少方面以“干”取代了系统的理论训练。

从素质模式关于知识结构的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始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惊醒，或者说“文革”时代知识沉睡的终结，极大、极迅速地扩大了党政干部培训的空间，不仅培训的通用知识门类大大增加了，培训的方法也极大的丰富了。

素质模式中的能力结构，是针对一定时间、空间内的人，对其能力种类配置、数量关系及结合方式的概括性描述。本课题选择能力因素的基本依据可分作4类，它们是：教育学、人才学、领导科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等的科研成果；党政文件、首长讲话对能力的选择或者规定；国外培养文职官员对能力的通用要求；依据座谈对我党以往做法的回顾、归纳、筛选和规范。构成能力结构的基本因素分作4类，它们是：从事公务的必要能力、实用能力、技能技巧和后续发展能力。

从素质模型的能力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干部能力依据时代需要而发展。如立国初期，社会需要平乱治世的能力，遂有生存自养能力、生产组织能力、秩序控制能力、宣传鼓动能力、理论分析能力和知识普及能力的普遍生成；又如闭关锁国的“文革”时期，为集中解决“听谁话跟谁走”、“继续革命”、“环境安全”、“把握革命主动权”等问题，“政治鉴别决断能力、运动宣传组织能力、生产生活维持能力、国家安全保证能力”等，便得到了应有的开发和提倡。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时期，为集中解决“放弃传统和习惯”、“满足发展需要”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得到了强调，“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被普遍提倡和运用。至于到了现代文明建设时期，干部能力不仅成为党政组织和学术界专门研究、培训部门极为关注的课题，而且在素质模式中独立成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庞大的子系统。现代文明时期能力子系统的基本特点是：有重合，如A1的必要能力，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必要能力基本重合；有区别，如A1、A2、A3之间的能力，其水平依次由低至高、程度依次从简到繁而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能力种类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而日趋增加，能力结构随着社会需要的多样化而日趋复杂。

（2）干部能力依据培训导向而消长。对于上述谈到的“需要”，其内容有客观和主观之分，判断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如革命创业时期，党政领导对工作的客观需要和干部能力的现实欠缺了解比较深透，判断比较准确，提倡培养的能力与工作需要的能力相一致，学习活动（远谈不上培训）实实在在，既使干部增长了不少社会生活及管理政权的能力，也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并迅速进入恢复状态。“文革”时期提倡造反，“学习班”教育干部搞革命，于是干部掌握了许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帝反修”的本事。由于“学习班”培训的结果，背离了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仅仅满足领导集团的主观意愿，造成了差不多一代人的能力畸形，即“政治斗争能力”有余，而建设能力和人文生活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促使人们思维变轨，从此“政治斗争”的本事日见衰落，而追赶时代的培训，则使新一代党政干部掌握了较多参与现代建设的能力，学会了许多文明生活的本事。如在现代文明的能力A2型中，属于现代公务必要能力的“决策制定能力、行为分析能力、团队建设能力、谈判交涉能力、承受压力能力、灵活应变能力和财政管理能力”，综合实用能力中的“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管理公共安全的能力、创造性执行政策的能力、依据法制行政的能力”，现代后续发展能力中的“政治鉴别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和现代生活能力”，公务技能中的“工作报告、电子政务、公共符号识别、外语交流、媒体形象表现、现代保健”等，就很有国际普遍性和时代性。在能力A3型中的各种能力，如属于现代公务必要能力中的“具有开拓性、战略性的思维能力，完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构建富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能力，展现个人魅力和典范力量的能力，富有影响力的交流能力”；综合实用能力中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据法治行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等，已经属于官员素质国际化、现代化的前沿。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文明型能力的培养，绝非“扫盲运动”、“学习班”之类能够担当，必须经由正规的科学培训来完成。

本课题对观念的研究，是从社会标准观念、干部公职生涯管理观念和工作观念三个角度展开的。由于素质模式的研究是以干部为主体的研究，社会标准观念只有对干部发挥作用才具有价值，故将“社会标准观念”以“社会给入观念”的名义出现。从描述干部素质模式的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几点：

（1）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即我党由革命向执政和建设的转变，政府由“控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素质模式中革命观念在逐步减少，执政的观念和建设的观念逐渐增多，国际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大幅度地发生了变化。

如国际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自强自尊+天下大同”，在文化革命型中为“意识形态划界+唯我独革+唯华独尊+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在改革开放型中就变成了“（多极世界+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共处）”，而在现代文明型中则成了“实力世界+互利互惠+和平崛起”，其中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对意识形态与实力关系的观念进行了调整。

又如政治观念的变化。在革命创业型中是“无产阶级至贵+国家中心+敌情观念”，在文化革命型中是“革命至上+国家至尊+爱党爱国”，在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国家社会并重+权力在民”，在现代文明型中则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其中变化的主要内容是对权力所属及权力运用的观念进行了调整。

（2）干部对自己、对职业的认识变得客观，由理想人向现实人呈阶段性发展状态，人生目标的复合度越来越高。

如，从个人命运和职业出发的职场生涯管理，革命创业型的主要观念是“理想上胸怀大志，政治上立场坚定、人格上诚实可靠、人生上有所作为、职务上阶梯攀登、生活上勤俭持家和宁穷勿贪”，文化革命型是“旗帜鲜明、步步紧跟*少说为佳、但求无罪*尊重事实、善于斗争的立场选择，职务上的阶梯攀登、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生活上坚持勤俭持家、艰苦朴素和宁穷别贪”；改革开放型中变成了追求“个性价值、权利觉醒，学习进取、德才绩效，公平竞争、能者上岗，致富者荣、消费者惠，富穷廉贪、操守自择”；在现代文明型中则变成了“珍惜稳定、享受幸福，学习进取、刷新自我，立体择业、认真工作，人权保障、人性尊严，廉洁至尊、人生自安”。

（3）干部对职务的认识变得开放，由革命角色向社会角色呈发散性转变状态，工作目标中的现代化、专业化、民主化、人性化因子越来越多。

如，从公职角色出发对工作及职务的看法，革命创业型的主要观念是“精神为先、教化至上、产业为重、惯于驾驭”；文化革命型是 “革命为先、意识至上、惯于驾驭、廉洁奉公”；改革开放型变成了 “公共服务、有为有位，公平竞争、乐见双赢，行为规范、尽职尽责，珍惜资源、维护环境，绩效评估、以实绩论功过”。

（4）随着社会生活的国际化，干部逐渐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对未来的考虑变得冷静、清醒，时代感倾向明显。

如，同为现代文明型素质模式，其中A1型的主要观念是“注意纳新、不惧挑战，雅量宽容、尊重知识，守时惜时、讲究效率，熟悉流程、行有计划，重视技术、承担责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A2型的是“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路广阔、头脑开放，不惧挑战、接受变革，守时惜时、充满自信，断事准确、敏于选择，专业熟练、尽职尽责，平等守法、乐观未来”；A3型的则变成了“学有预见、行有计划，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开阔开放、广纳建议，挑战传统、接受变革，守时惜时、自主自信，善谋善断、尽职尽责，熟悉程序、承担责任，人格效能、给人信任，平等守法、乐观未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A1、A2与A3级别的区别，与其说是依照行政职级自低至高的划分，不如说是依据素质提高的进程由低至高进行的划分。因为这样处理比较客观，也容易解释职级低而素质高，与职级高而素质低的不对称现象，从而促使干部日日自省，思虑改进，促使培训者改变清一色的职级培训状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按照职级对素质的需要安排课程。

归纳起来，横向研究主要揭示了如下内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影响，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提高的直接动力，是素质生产背景的良性变化，其中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即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和建设党转变，国家由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变，政府由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转变，社会由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转变等；领导干部本身素质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由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主义者转变，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公职定位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由物性化管理向人性化管理转变，自身结构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党政干部素质的这些变化，又反转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推动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人们的社会观、国家观、权力观、人性观因此不断取得文明进步。

基于上述分析及结论，课题组在简要回顾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历史之后，提出了干部培训需要实现培训理念和培训方法现代化的建议：

关于干部教育培训模式改革的问题，首先建议理清楚改革的基本思路，包括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地位，确立干部教育培训第一的原则；对各级培训基地大力进行改革，拓展其地位，重新定位其功能；干部教育培训要以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为主要目标等。

关于改进现有培训模式的问题，建议首先明确党政干部素质培训的主题；其次在职级培训基础上，强化专题培训；其三减少普训，增加系统、深入的专题培训；其四对专题培训班的课程设置进行科学论证；其五在组建培训班之前，对参加学习的人员实施测评，以便科学分类开展有效教育。

关于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和方法现代化的问题，建议制定并贯彻实现教育培训现代化的如下几条原则：研究式教学内在要求的原则，成人学习的特点和规律的原则，学习型组织要求的原则，具体班次具体分析的原则。

关于干部教学中的现代培训，主要介绍了几种更加适合于党政干部培训的方法供选择。它们是：案例教学法、行动学习法、专题研究法、项目学习法、体验学习法。此外，还有头脑风暴法、团体列名法、因果分析法（鱼骨刺法）、战略分析法（SWOT法）、“六副眼镜”法等。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从性质上讲它们更多地属于教学技巧。

课题组特别指出，现代教学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教学法。例如，传统的讲授法就有它存在的合理价值，给800名干部上课大概只能运用这种方法。不仅如此，传统的讲授法在传播知识类内容时，迄今为止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对于培训方法问题，课题组主张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要看效果，或者通俗地说不管什么方法，相对来说更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