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局：谁制造了击鼓传“钱”（3）

将企业驱赶到高利贷市场

温州当地银行人士说，为了减少坏账，从2011年初开始，各家银行几乎达成默契，全力回收中小企业的贷款。而断贷使越来越多企业被驱赶到市场上，为许多人带来了隐秘而又公开的利益。

鼓声戛然而止，在2011年。

“四万亿”带来的货币宽松的好景，很快不再。这一年企业主发现，昔日登门拜访的银行行长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面孔。

银根紧缩正在加重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控制风险是银行考核的首要指标，银行肯定要先考虑拥有优质资产的大企业。”温州当地银行人士说，为了减少坏账，从2011年初开始，各家银行几乎达成默契，全力回收中小企业的贷款。

方培林以他的一位客户举例说，这位客户曾从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贷款170万元，银行通知他，为方便结算，“让他先还款再续贷”。贷款到期前日，这位客户按惯例找到永强一带的“老高”借钱周转几天，“260多万的房产抵押，结果一拿到钱了，银行就跟你说byebye，不再贷了。”

身负八九亿银行贷款的胡福林，遭遇了同样的债权危机。借来民间高利贷周转的胡，本以为还贷后，银行继续新一轮放贷，他就将银行贷款还给短期的民间借贷资金，却与其它中小企业一样遭遇拒贷困境。

原本只需要利息润滑就能运转自如的资金链条，突然卡在这里。而为了还上银行贷款所借的“过桥”的钱，成为痛苦的梦魇。周德文说，“短期周转的利息很高，一旦还不了变成长期，谁也吃不消。”

不续贷另有利益驱动。方培林说，“这跟土地局长垄断土地资源是一样的道理。”他举例说，有抵押而不续贷，使得许多银行人员公然索贿。

如果理解了利率双轨制，这样的逻辑很容易理解，“民间借贷的利息如果21万，银行贷款利息就差不多只要7万，你会不会为了这15万的利差而去送个5万10万？”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企业被驱赶到市场上，因此为许多人带来了另一些隐秘而又公开的利益。“合法经营的担保公司最好也做不到12%的利润，没有人会不做地下市场。”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

而许多官员、银行人员均与地下高利贷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因将情妇碎尸而遭处死的原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就被曝曾以1000万为本金放在某地下担保公司，以5分的高额利率每月获取50万利息。而在银行系统，许多工作人员家族开设担保公司比比皆是，许多人参与其中。温州银行梧田支行副行长林晓雅和温州银行塘下支行的一名信贷员均曾被查出参与高利贷市场。

“在企业最困难时紧缩银根，将迫使更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维持运转。而通过地下担保，他们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一位知情者如此描述其中的逻辑。而监管却有很大难度，“温州全市银行有1377家，温州银监会工作人员一共才87个人，如何监督？”

崩溃的信任？

温州民间借贷倚赖的亲友间的信任受到最致命打击，要修复任重道远。

“事实上，温州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外界传播的那样糟，破坏也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黄伟健说，温州民间的资本依然存在，只是由于恐慌蔓延而过于谨慎。

“我们这里登记在册的，还有180亿的资金在寻求投资。一个韩国项目推介会就有两三百人来听，说明有实力的人还是很多。”

然而，危机依然潜伏。黄伟健说，“你贷款，我担保，我担保他担保，温州的互保表面上是一串三个人，但由于很多贷款互不交叉，一旦出现危机，就出现层级放大效应。”

而方培林则提示，由于限购令使得房地产市场一路下跌，银行的风险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酷。以评估价500万的房子为例，其获贷350万，刚刚是7成的比例。房价压一压，贷款就几乎变成抵押物的100%。如果房价再降，甚至会出现资不抵债的风险。“届时，可能会出现次贷危机那样的系统性风险。”

“保民营企业就是保银行。”温州首家获得融资性担保牌照的浙江中安担保集团董事长谭建国说，银行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继续放贷。

而温州社会独特的生态规则的破坏则更令人担忧。温州的民间借贷素来依赖熟人社会间的信任为基础，但现在，在巨大的恐惧面前，昔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基础——熟人间温情脉脉的信任，正被彻底撕去。

“温州民间借贷倚赖的亲友间的信任受到最致命打击，要修复任重道远。”马津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