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局：谁制造了击鼓传“钱”

谁制造了双轨利率，使那些有本事从银行拿到便宜钱的人能去市场“倒卖”？谁抢着借钱给大企业，刺激其不断扩张，并形成一条只需利息润滑就能运转的资金链？谁将资金驱赶入黑市，玩起击鼓传“钱”？谁在这条日益紧绷的链条上放下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资金狂欢中，无论得利者还是失意者，温州人因其灵敏与贪婪，注定逃不过诱惑，逃不过破灭，逃不过被救助后的下一场轮回，逃不过被无形的手所操控的命运

如同一场台风席卷而过，喧嚣嘈杂与混乱正在逐渐平息。

2011年10月19日，“跑路”而复归的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开始摆脱闭门谢客的状态，约见最亲密的几位朋友，准备为自己的复出做最后的准备。一天之后，这家温州“跑路潮”中涉及规模最大的制造企业，就要正式复工。

自从10月4日温家宝总理视察危机中的温州后，胡福林成了温州市政府扶持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在10月14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后，一场名为“双百”行动的大规模扶持企业措施正在推出。“要充分发挥政府、银行、企业、民间等各方面的作用，齐心协力落实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的一揽子措施。”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号召说。

但危机留下的萧瑟依然清晰可见。空旷的厂区、紧锁的厂门，车间里散落一地的器具原料，三三两两留守的看守人员，昔日繁华的龙湾区永强片已被危机洗劫一空，制造业已不复当年风采。而尚未出逃的“老高”（温州人对高利贷业者的谑称）们一边东躲西藏，一边依然紧紧捂紧自己的口袋。

数千亿规模的温州热钱仿佛一夜间蒸发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钱庄老板、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大家只想着收钱，没有人愿意再借钱。”

“这是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此形容。

导火索：拆违章建筑拆出资金链危局？

温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拆除违章建筑行动，让许多企业突然陷入贷款绝境，无意间在原来的运转链条上压上要命的那根稻草

罗马并非一夜建成，温州的危机也潜伏已久。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压垮温州企业金融链条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来自一项极受当地市民欢迎的善政“拆违”工程。

改革三十多年来，温州企业搭建违章建筑办厂早已成了习惯。数据显示，仅在溫州主城区鹿城区，其违章建筑的面积就占到1/7。2011年，为了清理此种恶疾，为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环境，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被媒体称之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行动。

在人情盛行的温州，为了保证拆违能顺利推进，陈德荣要求把拆违工作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信用评定等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

以拆违面积最大的主战场鹿城区为例，该区推出了一项违建抄告制度。比如，某企业有违建，如果不拆除的话，它的房产不能办理质押、登记，银行不给贷款、环保部门不过审批其手续等等。城管执法部门通过与10个部门单位联动，实行抄告制度，以促使企业自觉拆除违建。

“要想做房产贷款抵押，必须要有乡镇街道的无违章建筑证明，而温州90%的工业企业都有违章建筑。”一位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仅此一项，就让许多企业陷入了贷款绝境。

更直接的影响来自资产评估。温州企业的流行做法是：借银行贷款——借高利贷还银行贷款——从银行续贷还高利贷。上述知情者说，原来银行评估资产按照市场价进行，但现在，重新评估时，却换成了以当年的购入价计算。“如果我原来买的时候是30万，现在市场价200万，按7成贷140万，现在我通过高利贷周转还贷，再借贷时只能按原价的七成借21万。中间这么大差额，我从哪拿来还高利贷？”他说，在开发区商会，有人抱怨说，“这是不让我活了吗？”

在从不愿意让资金闲置、习惯于“九个盖子盖十口锅”的温州，一场在当地受到市民欢迎的“拆违”工程，无意间却让一些企业原本运转自如的资金链出现问题。

这时候，银行也开始担心风险而主动停掉了许多贷款。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银行惜贷又进一步加剧资金紧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说法不胫而走。加上一些企业因老板赌博亏空等原因“跑路”，整个地区的资金链条渐渐绷紧，一直发展到后来的“跑路潮”。

在风声鹤唳之际，温州市政当局在铁腕拆违政策上做了些许调整。9月29日，温州市“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通告放松了口气，“企业厂房围墙内不属于‘六先拆’的违章建筑可暂缓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