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先富为什么还没带来共富（3）

不能轻言“定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沉湎于这一阶段而不思进取，更不能用一些政策制度把这一阶段定型化。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中国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支撑。邓小平南方谈话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一大背景展开的。

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前的社会主义，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允许它发育成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政策有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渡性特征，我们不能用纯粹的社会主义眼光去苛求。

又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少要有100年，到本世纪中叶能走出这一发展阶段就已经相当了不得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正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不等于就不思跨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能真正从实践上跨越这一阶段。那么，为了未来的跨越，现在就不能轻言“定型”。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种“定型”的冲动，像“中国模式”一再被一些人频频提出，反映的也是这种“定型”的冲动。这种冲动除了出于坚持初级阶段基本政策的善意外，也有一些利益诉求掺杂其中。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该阶段特定的获益群体。中国改革30年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经验的缺乏，由于社会转型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权宜之计不可避免的负效应，使得一些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不应该、不公平的超额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他们的这些利益和地位都有可能风光不再。为了维护既有的利益和地位，就试图通过所谓的社会“定型”、制度“定型”来达到其目的。由于这样的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地位，甚至已经有了能影响决策乃至亲自操刀决策的条件，他们的诉求往往易于变为政策与制度。但是，如果他们的一些要求被政策化、制度化后，中国社会就可能会路径锁定而难有突破了。

中国社会处在初级阶段，但中国社会不能总处在初级阶段。如何既保持现有各项基本政策的不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未雨绸缪，因势利导，为中国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发展阶段跨越做好制度准备，这同样需要改革实践的大智慧。

结论

改革设计与改革实践是不同的两件事。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那么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实践者是每一个中国人。破解中国改革困境的出路不在于质疑邓小平而在于实现邓小平的伟大构想。

把邓小平提出来但没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改革的权威、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就会重新回到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