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这五年：放手与复兴

16.5%。天津人很久没有像今天这般自信了。

从北京乘坐城际列车到天津，一出天津站，干净的海河配上漂亮的欧式建筑，“天津卫”的景象重回。“原先出去开会，别人说天津不就是最大的农村吗？”天津市经信委综合处处长周胜昔说，这几年天津发展质量变高了，老百姓有自信了。

然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天津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和第一部电视机均产自此……但在新中国最初的三大直辖市中，天津一直隐蔽在北京的光环之下，而沦落为“全国最大的县城”。

2006年开始，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一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战略发展区，而国务院层面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花落天津，此前，这一中心为北京，而天津只是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去掉“重要”二字的天津轻装上阵，迅速由一个传统工业城市成长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在过去的“十一五”期间是天津项目最多、投资最大的五年，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保持在30%以上。更重要的是，继2010年的17.4%之后，2011年天津GDP的增速为16.5%，居全国第一。

而距离天津100多公里的北京，正陷入全城的“焦虑”之中。

作为首都，集各种优势于一身，北京的优越感依然存在。但这个城市“大饼”越摊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堵，房价越来越高……各种不能承受之重。充分工业化之后的北京急需转型——2011年，北京GDP增速8%，全国倒数第一。

京津两地GDP增速落差巨大的排名背后，所反映的正是两地过去五年来在经济定位上互换身份之后的变化。而今日之第一与垫底，在5年前就已埋下伏笔——北京对北方经济中心定位的放手，给天津带来了机遇，也重新改写了环渤海地区经济的格局。

此消与彼长

仅从工业发展角度而言，京津两座邻居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系，可以用“此消彼长”来形容。

天津自开埠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的北方经济中心。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在解放前，天津是工业发达的海港城市，并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而此时的北京，工业以传统的手工艺品制造业，近代工业品均需靠天津等地供应。

但解放之后，北京和天津的命运均被改变。

关于北京的城市定位，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中提出，北京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在当时看来，经济中心的内核就是工业。

于是，1953年版的北京规划，在城内特别是在郊区安排了大量的工业。北京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消费性城市被改造成生产性城市。这种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业城市的定位，“左右了北京此后近30年的发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

而此时的天津作为海防城市，由于建国初期的大环境下，被限制发展工业，天津拖拉机厂等很多工厂也被成建制迁到河北省等内陆。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中，天津没有一个。

1958年2月，中央直辖市天津市被撤销，天津成为河北省省会，8年之后又恢复为中央直辖市。这种变化也令天津的城市定位摇摆不定。在讲究“政治红利”的中国，这些变化同样影响了一个城市的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

到1979年，北京的工业产值已如愿地超过天津，仅次于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激增。相关数据显示，1949年北京的户籍人口只有414万，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950万。

而天津却越来越没落。相关数据显示，在1979～1986年间，天津的年均经济增长只有6.5%，远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尽管此时的天津已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并且拥有第一批国家级的天津经济开发区。

但北京的问题也来了，由于发展重工业包括钢铁、石油化工、建材等，污染、耗水、耗能，使北京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很多专家建议首都不宜作为经济中心。1983年版的北京城市规划对北京的定位作了调整——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很多工业企业退出了城区。北京淡化经济中心的定位让天津看到了希望。1994年，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天津开始建设滨海新区，并力求滨海新区成为浦东新区一样的国家级战略发展区，但未能如愿。

很快，北京也发现，淡化经济中心的定位，让北京在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上显得力不从心。而同时期的深圳等沿海城市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很多方面开始超越北京。北京开始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1999年，中央定位天津为“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天津再一次被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