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到李泽厚

注意李泽厚的思想发展历史的人，应该都能发现他对康有为的持续关注。在李泽厚最早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五八年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康有为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就是李泽厚讨论的重点。二○○六年，李泽厚在《明报月刊》撰文《漫说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成就做了新的评价。纵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文章和讲演，李泽厚对康有为的实际政治操作能力始终评价较低，而对他的思想创造力和政治设计则不断正面化，且评价越来越高，常有引之以为同道之感。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康有为的评价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思考和立场转变。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的范式，一直是，现在依然是研究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格式，坚持革命或背叛革命，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的近代史和革命史的著作中对于康有为的评价是有赞有弹的，即肯定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而批评他保皇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尤其批评他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反对民国政治体制、主张孔教，特别是参与复辟活动等。通常的定论是康有为跟不上历史的脚步而导致其由一个时代的引领者蜕变为落伍者。

但是，在对康有为的略显复杂的评价系统中，有一个例外是对于康有为生前有些秘而不宣的作品《大同书》的推崇，这固然是因为《大同书》这一体现了儒家普遍主义立场的作品，在结合了佛教和西方民主、自由观念之后，被认为是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从而也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思想找到了价值上的根基，因而通常被解释为是一种本土化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对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的肯定还来自深受康、梁影响的毛泽东，毛泽东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康、梁对他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叙述体系中，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做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的现实化，问题在于康有为不能发现通向大同社会的道路。毛泽东在《论人民主义专政》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很显然，毛泽东找到了那条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路。

李泽厚给予《大同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大同”理想，是建筑在相当彻底和激进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原理原则上的雄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它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重镇，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与当时现实斗争完全脱节和无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的乌托邦，它仅仅是一种完全悬空着的对未来‘世界乐园’的启蒙者的乐观的信念和展望。”（李泽厚：《康有为思想研究》，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94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在李泽厚看来，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乌托邦，恰好体现了康有为思想中理想的远景和软弱妥协的改良主义实质之间的巨大距离和矛盾。但在康有为经过改造的公羊三世说中，这样的矛盾恰好是作为理想远景不应不顾实际加以落实的理由，也就是说，通过对公羊三世说的多重解读，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儒家最终方案之间被安排成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不能不因时更化，但也不能任意超越，而这恰好是康有为即使看到民国成立依然不改其君主立宪初衷的原因，即他认为取消了君主的共和政治是一种毫无基础的政治冒进。

然而，李泽厚早期的康有为研究虽然比别人更多地赞许和肯定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依然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即缺乏对康有为自身思想逻辑的同情，他批评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思想，认为这是康有为阶级立场的局限所致。

在发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关于康有为的文章中，李泽厚认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建立孔教”的做法，是作为他变法活动的消极的保护色。他说：“‘托古改制’、‘创教立法’对于康有为改良派政治活动之所以必要，远不仅是因为它可以做一种消极的保护色，而更重要的是，还因为康氏特别需要它做一面旗帜来积极地招引、争取、团结和组织变法运动的同情者和群众——封建士大夫们。康氏所以不但要抬出孔子，而且还要‘恒欲侪孔子于基督’，‘尊之为教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正是企图借用这个长久支配着封建士子们的圣人名号，通过某些带着宗教意味的形式，如奉孔子为教主、用‘孔子纪年’等，来使孔教变为宗教，使大家在这准宗教式的信仰和激情中来紧密团结和共同行动。康氏尽量标榜‘保圣教’，以反抗‘西教’（基督教）为名来博取士大夫们的同情和信任，要他们在‘保教’的神圣口号下团结起来形成政党性的组织力量。这样，康氏便找到了一种使其‘托古改制’的学术理论变为群众（士大夫）性的行动纲领的途径和方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75页）

从民国之后康有为的政治和思想活动看，他是看到了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因此，他对于孔教的主张，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断非一种权宜性的假托。因此，康有为对于孔圣人的尊崇并非只是基于对于封建制度的依恋而是坚信儒家信仰对于现代国家建立和中国人生活意义的建构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特色，李泽厚进一步用阶级分析的方式，来分析康有为对于孔子的“借用”，是基于其阶级立场。“革命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需要依赖孔圣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正需要彻底摧毁以这一圣人为偶像和标志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康有为，只有与地主统治阶级关系特别深切的改良派才会如此钟情于这一封建圣人。正如他们只希望在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情况下来推行某种民主改革以便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一样；他们也只希望在同样的前提下来进行某种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改革。”（《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