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竞逐生死时速 中国能否抓住产业跨越机遇（5）

加快TD-LTE发展是走向全球关键

对话中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国外已经有5个运营商商用TD-LTE，其它运营商都在观望中移动的动作，我们必须加快步伐。”

中移动1月18日宣布，将与美国运营商Clearwire组建TD-LTE联合实验室，对全球TD-LTE终端进行互通性测试和终端质量评估。

此外，中移动发起的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还计划在美国和中国成立4G移动宽带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将为TD-LTE设备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和试验环境。

显然，作为TD-LTE的主导运营商，中移动正在全球加速推动这一中国4G标准的全球产业拓展。

就此，《财经国家周刊》1月18日在2012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就如何发展TD-LTE专访了中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

产业跨越机遇

《财经国家周刊》：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一个标准从研发、制造到运营整个产业链产业动辄数万亿的巨额投入，中国为什么必须发展TD-LTE?黄晓庆：TD-LTE是实现我国在通信信息领域引领全球、实现产业从“制造”到“创造”跨越式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

TD-LTE的发展恰逢全球移动宽带技术全面兴起之时，又实现了与国际主流技术的同步发展，使我国第一次有机会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通信领域实现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同时，TD-LTE是TD-SCDMA的演进技术。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信产业从“吸收引进”、“模仿消化”到“自主研发”这一不断发展壮大历程的最新创新成果，它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在TD-SCDMA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凭借TD-SCDMA的产业发展和大规模商用经验和基础，具备了引领TD-LTE发展的基础和能力。TD-LTE的成功发展，将使我国主导的通信技术不断发展演进，从只在中国发展到走向世界，代表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具国际竞争力。

更为重要的是，TD-LTE作为全球移动宽带时代的主流技术，不仅已成为国际标准，而且已经得到了国际制造、运营等产业的广泛认同，将带动国内产业走向世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提升国际竞争力。经过三年多的拓展和合作，TD-LTE已经获得了国际产业、国际运营商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和支持，目前包括大唐、华为、中兴、诺西、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等在内的全球主要系统厂家和华为海思、高通、创毅视讯、美满科技、联芯、联发科在内的主要芯片制造商基本上已全部支持该技术，日本、沙特等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商业服务，印度、美国、波兰、丹麦等近10个国家的运营商也正在或者即将启动TD-LTE的商业部署。TD-LTE有望在TD-SCDMA实现“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我国主导技术的“国际应用”，实现我国通信产业由“跟随、突破”到“引领”的大跨越。

《财经国家财刊》：全球产业界凭什么选择TD-LTE?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黄晓庆：通过国际运营商联盟NGMN的评估，TD-LTE在技术性能上实现了与国际主流技术FDD-LTE基本相当的水平，较3G网络从峰值速率、平均吞吐量、边缘速率、端到端时延等网络性能指标上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TD-LTE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能灵活利用非对称频谱，为移动互联网提供更为高效的频率解决方案，更加适合移动互联网业务应用的需求。TD-LTE最为重要的优势是实现了与FDD-LTE的融合同步发展，实现了共基站、共芯片，获得了国际产业和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拥有了空前广泛、强大的产业链，这大大增强了TD-LTE的国际竞争力，为其在全球的部署和商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技术优势讲，TD-LTE的投资回报更好，服务能力也更强。

继续扩大试验规模

《财经国家周刊》：中移动为什么坚持推动TD-LTE的产业化和商用?它对中移动的整体发展战略有何意义?

黄晓庆：推动TD-LTE发展，可以说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双赢发展、保持中移动卓越发展的重要战略。

一方面，如前所述，TD-LTE是实践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和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使用新技术可以改善用户体验，满足业务增长需求，同时提高资源和网络应用的经济性，满足公司市场竞争需求。在移动互联网业务、智能终端的带动下，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在过去两年以每年超过280%的速度增长，据预测未来几年的流量增长将高达1000倍。移动数据业务使用量爆炸式增长，使运营商普遍面临量收不匹配的局面，亟需更高能力、更低成本的新技术，而新一代移动宽带在性能上相对于现有技术有显著优势。所以中移动自身也需要TD-LTE来为客户提供一个更优质、高性能的网络，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服务能力。同时作为全球第一大移动运营商，我们有责任推动全球4G无线宽带移动通信主流技术TD-LTE和FDD-LTE的融合发展，实现“走得出去”、“请得进来”的最佳国际漫游用户体验。

《财经国家财刊》：中移动发展TD-LTE的目标是什么?下一步，中移动将怎样继续推进TD-LTE产业化与商用发展?

黄晓庆：发展TD-LTE的目标，是通过将其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实现在全球广泛应用，从而使我国通信产业获得广阔的发展、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主导力量。

前期我们成功实现了三点，包括：“TD-LTE-Advanced”成为4G标准，保障了TD-LTE的可持续发展;发起成立的全球TD-LTE发展倡议Global TD-LTE Initiative(GTI)得到了国际运营商的广泛支持，成功推动多个TD-LTE网络的商用和预商用;实现了TD-LTE与FDD-LTE的融合发展，TD-LTE的设备成熟度相当于FDD-LTE规模商用初期的水平。后续需要进一步实现的是：保障首批商用的运营商取得成功;尽快规模商用，扩大TD-LTE用户规模。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家部委的要求，开展TD-LTE规模技术试验二阶段测试，同时为扩大规模试验做准备。将主要面向网络运营和多模终端，全面优化网络，达到商用水平的端到端网络能力;同时，将进一步推动多种形态的终端发展，特别是包含TD-SCDMA模式的多模终端，推动TD-LTE产业从测试到商用的发展。此外，将继续联合TD-LTE国际运营商一同推动国际TD-LTE市场，共同打造TD-LTE全球化的规模。

TD-LTE需加快步伐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TD-LTE的发展还有哪些阻力和挑战?

黄晓庆：TD-LTE的产业化进展、商用化进程与FDD-LTE相比，相对滞后，潜在运营商也实力较弱。可商用终端产品的丰富性以及可被用户接受的成本较差。虽然大家看到TD-LTE是毫无疑问的方向，也已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发，掌握了技术提供了初期产品，但真正开发商用产品，特别是投入很高的手机终端还需要明确的市场需求拉动。只有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特别是终端方面的规模，才能尽快将TD-LTE终端成本降下来，形成进一步吸引运营商大规模投入的良性循环。只有加快TD-LTE发展步伐，才能发挥对全球市场的带动作用，加速推动TD-LTE在全球的推广和应用。现在国外已经有5个运营商进行商用了，其它运营商都在观望中国移动的动作，我们必须加快步伐。

4G的国家战略

综合而言，“国家支持+中移动营销+本土设备制造商建设”的国家战略设计仍旧是最优选，但发牌时间宜早不宜晚

向前，还是向后，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

在所有讨论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是，面对动辄以百亿甚至千万亿计的投资，中国有没有必要做自己的通信标准?

围绕这个问题，整个中国通信业界，已经争论了10年之久。自2000年5月TD-SCDMA入选三大3G国际标准开始，是否做标准?如何做标准?如何“卖标准”?引发的学术之争与利益之争，就再未停息。

反对者或认为中国标准起步就已落后，无法实现弯道赶超，巨额投资难见成效;或认为中国标准技术源自他人，“自主创新”技术乏力;或认为中国标准沦为政绩工程，产业化积弊难返。

最根本的，还是3G没有市场需求。在本世纪早期，手机还被视作奢侈品，除了短信和最简单的WAP以外，没有更多的应用，在没有任何应用，且运营商网络容量大量闲置的情况下，要3G做什么?除了浪费投资，似乎看不到任何好处。

于是，在各种争吵声中，TD-SCDMA小火慢炖，坐在实验室里静看WCDMA和CDMA在全球攻城掠地，看国外一家又一家运营商宣布3G建网，看一家又一家运营商宣布3G巨亏，然后我们欣欣然：还好没着急。

直到中国开始全力扶持TD-SCDMA时，我们才发现，3G“大门”已经关闭，TD-SCDMA已成孤岛：我们的标准还在“产业化”，别人的旗帜已经插遍全世界，没有人愿意用TD-SCDMA，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别人的标准已经比较成熟，网络更稳定，手机更漂亮、性能更好。TD-SCDMA似乎成为鸡肋，用之唯艰，弃之难舍。

即使如此，中国依然不得不上马TD-SCDMA。

这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在全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必落之子。

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世界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有别于以往传统工业的新型文明形态已在形成中。

如同人类历史上的前几次科技革命，经济危机是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催化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世人预料。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失业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都推动各国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谋求下一时代的经济发展主动权。

在这场变革中，由于信息网络向军事、政府、商业、民生乃至工业生产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全面融合渗透，无线通信网络成为最关键的基础所在，无论对其他技术产业的推动，还是对安全稳定的支撑保护，通信都是重中之重。即使只从市场考虑，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技术也再无障碍。自2010年开始，中国和全球的无线数据使用量已经开始爆炸式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数千倍于目前的规模，运营商的现有网络将远不足以支撑，必须持续升级网络才有望满足用户需求。

显然，为了摆脱在TD-SCDMA上的弱势局面，更好的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TD-LTE必须要做，而且要全力做。

更多人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做TD-LTE?

就目前而言，TD-LTE面临的形势，与TD-SCDMA发展早期有些类似：同样被认可为国际标准，同样获得政府的支持，但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同样落后于竞争对手。

不同在于，政府与业界对TD-LTE的支持力度更早且力度更大，所以TD-LTE与竞争对手的产业化与商用进程差距，比TD-SCDMA要小得多，而且无论是从芯片到终端的产业链，还是频率规划和运营商建网的标准采用，TD-LTE的国际化推广都已经打开突破口。而且，在LTE时代，中国的TD-LTE与欧洲的FDD-LTE的技术差距远小于3G时代，不同标准之间不再径渭分明，走向融合的标准大一统更容易为业界接受。

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的LTE产业布局仍在进行时，这意味着，TD-LTE发展的黄金时间窗口还开着，追赶的机会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有可能不再重蹈TD-SCDMA的覆辙，而是加速再加速，发挥全球最大通信市场、最大通信制造产能的优势，让TD-LTE成为真正得到广泛应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

如果将视野拉开，我们甚至可以把TD-LTE视作一个范本：在众多的产业与科技领域，中国都正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进行赶超，其最关键也是最大的门槛，就在于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而通信业是少数几个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望“走出去”的产业之一。

通过TD-LTE的国际化，中国可以学会怎样地制定并推广一个国际标准，这将成为极宝贵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该如何设计我们的4G国家战略?

政府全程控盘并非好主意。事实上，无论中兴、华为还是更多的中国通信设备厂商，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都已经在国际LTE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全面退出。就目前而言，TD-LTE在以下方面仍迫切需要政府扶持。

一是频率。频率决定了未来市场空间大小，中国的频率划分将有利于带动更多国家规划TD-LTE频谱，扩大TD-LTE的全球市场空间，且由于历史原因，频率分配情势复杂，只有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才能确保TD-LTE获得所需要的频率资源。

二是商用。目前，TD-LTE的规模试验方案确定和商用牌照发放权仍在政府手中，而作为TD-LTE的主导国，中国进行城市越多、规模越大的试验，越早进行TD-LTE的试商用，越有利于缩小与FDD-LTE商用进程的差距，加速产业成熟，吸引更多国际运营商选择部署，带动全球TD-LTE的规模发展。

三是扶持政策及产业补贴，尤其是在芯片、终端等关键环节。在产业发展前期，尤其是在竞争落后的格局下，政府的扶持引导，将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加入TD-LTE的产业链，并加速推动TD-LTE的产业成熟及商用进程。

综合而言，“国家支持+中移动营销+本土设备制造商建设”的信息产业国家队战略，目前来看仍旧是较佳选择。

这一切都宜早不宜迟。在全球运营商都在高度关注中国TD-LTE市场实质性发展情况下，如果后续发展不明朗，产业市场的信心可能会受到影响，一旦TD-LTE的国际市场出现负面转折，3G的教训也许会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