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药”。
对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
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经济人”追求利润都难免导致金钱至上,把精神、信仰物化,把诚信、道德抛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要面对在资本营利和个人谋利这两个“起点”被启动、激活后,人们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实际问题。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紧迫、实在的课题,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在这个方面对症下药。
十人中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重在“厚德”。
第五,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有压力驱使人付出,也要有动力诱导人获取。
我与《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的库恩先生讨论,他说,你们的价值观不断要求人们付出、奉献,这是对的,但还要让人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取。既有付出的要求、又有获取的希望,这样的价值观,才有动力和张力,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此话有理。从社会整体来看,主张“为人民服务”,当然要强调“我为人人”,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人人为我”。如果要求个人无条件为集体牺牲一切,甚至放弃合理正当的利益追求,这种无视个体权益的“集体主义”何来感召力,又何来“可持续发展”?
但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口号,提过、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再提了、又再放下。如此辗转反复,其中的不明之理,难言之隐,应倡之义,值得琢磨。
第六,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产生,要求社会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识的基础。
非常时期的特殊的社会存在,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和形成共识。比如,拯救民族危亡——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革命时期——唯有牺牲多壮志。
但当前的社会存在却是,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这样的社会存在,既强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共识,又因多元多样多变而难以凝聚和形成共识。这就大大增加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
综上所述,从应遵循的规律、应洞察的情势来审视,至少有六对矛盾制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既然如此,大家都等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出来,才去推动文化发展改革,就会陷入困境。为此,能否退而求其次,“新的探寻着,老的也不丢”,“局部鲜明个性,整体删繁就简”?例如,湖南岳麓书院的中堂里,镌刻着“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今天,同样可以强调“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强调“孝”——敬老感恩,报答社会;强调“廉”——崇尚廉洁,鄙夷贪腐;强调“节”——节俭奋斗,节制私欲。“忠、孝、廉、节”四个字的价值观,好像很轻松地就超越了前述的六对矛盾,讲者容易说清,听者容易记住。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大先进,未必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也不失为当今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规律,循规而行;多方探索,不急不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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