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2）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新中国必须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他在1949年初对俄国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9](p22)也正因为要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甚至对占领大城市的问题都格外谨慎③，对新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会“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危险更是格外担心④。他已经再三告诫党内:“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10](p1428)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避免重蹈李自成当年的覆辙，强调进城后要警惕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亦都是为此。但也正是因为注意到进城后会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故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比如，1950年3月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就马上针对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土改运动提出:中国的土改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①毛泽东这里的中心思想很明白，就是突出强调统战政策的需要，要求全党注意运用策略，对敌人要分而击之，以免太过刺激统战对象使其不满。 

对农村中的富农尚且担心发生“左”的偏差，诉诸激烈手段，大规模镇压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影响面更大，毛泽东自然表现得更加谨慎了。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的报告，在书面报告中他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是，他同时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报告虽然面面俱到，讲了各方面的工作要求，然而，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说: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换言之，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1](p397~400)这其实也正是毛泽东在军事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 

二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由此也足以说明，毛泽东绝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一切策略的应用，都是为着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1950年6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除前述各种敌视共产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中共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据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至9月底就已破获特务案件177件，天津12个月破获73件，平原省9个月破获22件，绥远省6个月破获60件，河南省8个月破获183件。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称:“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一万三千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的特务机关的电台共一百七十五部。”② 

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甚至，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和旧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最严重的地方，一个省里平均一个县就发生了七八起。 

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影响和作用，就自然而然地突显了出来。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都深陷其中，受其左右，从而不能不引起地方党政的严重不安。据中共华北局报称:“在会道门活动方面，河北发现有四百零一种，道徒无全省统计，仅石门六县即有各种道徒约六万四千人：山西一百五十种，仅一贯道即达八十一万多人：平原八十二种，道徒约三十万人：察哈尔五十余种，道徒约二十万：绥远二十余种，：北京三十八种，仅一贯道即有道徒二十万人：天津十余种，一贯道、青帮、世界佛教会各约十万人上下。就全区说，以一贯道分布最广，也最反动，全区共约道徒一百五十万人，仅山西忻县地区即有一贯道徒约十九万，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六，连其他会道门计算，则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崞县每村皆有一贯道，代县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在全县不到三千名党员中，有百分之十八参加了一贯道。察省雁北地委调查了九百个党员，即有五百个参加一贯道，其中一百个党员宁退党不退道。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这些会道门中的大多数，特别是一贯道和龙华会，已为特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12](p557~560) 

由于各地农村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基础，结果自然也就便利了国民党地下潜伏及派遣人员的反抗活动。另据华北局报告称:“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已不仅限于隐蔽的造谣、暗害、破线、破路等卑鄙行为，且已走上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的阶段”。它们或“积极扩大力量，组织反动武装”，或“联络旧党特人员，操纵土匪，进行所谓‘敌后游击’”。①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十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机构，中央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活跃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为数过多，而镇压不力。它在综合了全国的情况之后，这时专门向中共中央提交过一个报告。说明:其一，全国范围内“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到今年八月，约计捕获特务二万五千零四十一名，处死者仅六百三十九名。检查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所破获的一百三十五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十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九月只杀过四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七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八月未杀过一人，已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其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十九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延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张轸部被我破获的反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而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年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 

其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在押人犯更是大批积压，以致接连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13](第93期，1950年11月15日，p16~17)“双十”指示无疑是以上述形势判断为依据的。指示明确提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14](p235~236)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 

对此，毛泽东这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② 

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③ 

很显然，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此，“双十”指示即特别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提出:这次镇压反革命，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其作法就是:“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14]“双十”指示虽然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强调“严厉制裁”，但并未提出严惩的标准。指示要求各地“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这时政务院却尚未有条例颁布。再加上指示仍旧突出强调了要防止发生“左”的偏向，继续要求“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规定“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而各地本来工作就头绪繁多，且又有过以往中央几度指示“镇反”不了了之的经验，故多数地方开始显然未给予高度重视。① 

按照“双十”指示规定的时间，各地均应在11月10日以前向中央提交报告并拿出“镇反”的计划来。但迟至11月中下旬，才陆续有西南局、华北局和北京市等少数地方将“镇反”报告及计划送至中央。从毛泽东对这些报告的批示情况看，他此时对“镇反”的作法亦尚无具体成熟的设想，因而特别看重地方的设想与实践。因此，对一些明显过于笼统的提法，如西南局提出的“罪大恶极者”坚决处死，“罪恶甚大者”分别判处徒刑或关押，“罪恶较轻者”可在释放后加以妥善管制，同时“对于一切反革命的处理必须具体分析，讲究策略，区别对待，达到镇压反革命、瓦解分化敌人的目的”的方案，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而对北京市委提出的“先搞特务，再搞反动党团，最后搞各种反动的封建势力”，和力求准、稳、狠的并无确切标准的打击办法，也是全盘肯定，并向各地大力推广。② 

一些地方开始动作后，即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搞得较大。但这却又引起了中共中央在某种程度上的担心。这是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屡次发生肃反运动扩大化的情况，再加上1947年华北土改和1949年进城后一些地方发生过乱捕乱杀的现象而不得不加以纠正。因此，运动刚刚发动不过一个多月，刘少奇就开始紧急部署适度降温，又强调要注意策略。刘少奇在高干会上即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即是要有计划、有重点的去进行宣传工作。对重要案件，在群众中影响大，对特务活动打击大者，必须发布重要新闻，并配合以通讯、短评、社论等进行系统的报道，藉以鼓舞群众防奸反特斗争情绪，并以分化匪众，收杀一儆百之效。但对一般案件，对群众影响教育不大者，则不必亦不应件件报道。因以后镇压较多，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15](第95期，1950年12月6日，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