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民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2）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仅仅是靠本国，更多的是靠强力，直说了就是暴力，获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的。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他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而只有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

目前的标准是他们西方设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国家往里钻，与它们“接轨”，其结果将与“接鬼”无异。

西方和东方不一样，东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和商品经济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对脱离，城市没有那么大资源来支撑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我们所说的农村“落后” 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比如以前农村的宗法社会，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自治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是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它不是靠国家法而是靠宗法实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对于现代司法程序而言，这个系统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农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来，但家族间长者按实际是“习惯法”的原则，说一说事情就摆平了。毛泽东把中国农村管理改造成小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系统：尽管没有剥削，但其中宗法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在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吸收庞大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公民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没有西方那样充足的改造农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资源之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的自治系统是国家稳定的绝对前提。

我们一些人，学了西方的东西就用来套中国，农村民主从基层选举开始。须知现代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事，搬到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就不适用。公民社会是要有社会保障支撑的，农民有吗？没有，那它选谁呢，只有选与其血缘相近的人。“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公民觉悟在农村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乡党”管用。我们都是下过乡的人，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现在农村有些“民主改革”，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差不多，整个不着边。耕地日益贬值，大量的西方粮食进口，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甚微，只有涌进城市，出来后又没有社会保障，这时他们关心的就不是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基本生存。

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障更多的还处在纸面上。我们十三亿人，大概九亿左右的农民，若有四亿进入城市，其社会保障就是无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们有“法律援助”，这仅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别说天边的事情，就说天桥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现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同时天桥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来越多了。这不行，这样的“经济效率”当然不能要。

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是原则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国民收入”的理解应有所调整，要考虑介入吉尼系数，换句话说，中国GDP劳动成果是谁在享受，是人民还是少数人？市场不应是少数人的消费拉动，必须有人民参与，这样才有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国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有一次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后面排队的是个残疾人。结果出来一看，残疾人的主要指标比我还好。这能说明他比我身体潜力更好吗？他的身体结构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这从体检化验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一个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础，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占这个国家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人农民这两条腿，市场如果没有人民消费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资。尽管其发展指数不错，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人民消费领域，印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似。印度依靠资本家、依靠外资搞经济．结果，经济越“发展”，穷人却越多。人民为什么不革命？这是因为政府整个包下了人民群众的最低的消费：政府每天给贫民窟及火车站台等免费送饮用水；医疗、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我曾在印度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费用合人民币两元，就是挂号钱，剩下全免费。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进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私有权，中间没有私人利润截留，所有积累用于基本建设而非产权交易，经济建设投资速度有赖于国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费。这说明，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中国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费保障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润，因其私有权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性截留，这使生产消费链条中间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赘瘤”，社会劳动成果既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直接经济投资，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市场的增长。没有人民拉动消费增长，就没有民族市场发展，就只有靠外资和海外市场，靠向西方“供血”换取自身的“发展”。

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主张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人价值的道路。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

人民支持是国家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中国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下的依附，那结果不是内部冲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发展道路，那结果就不是与霸权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搏弈，而少不了有相当的冲突。而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支持，那中国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就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