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经济的主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以及经济转型未来的走向?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Y:政府主导的转型是白费功夫。经济转型需要产业的调整来配合,但是,政府觉得自己太懂行了,什么都想指挥一下。结果是添乱。凯恩斯主义说,政府是一支看得见的手,对宏观经济起调控作用。可是,现在的政府不仅在宏观领域,而且在微观领域指手画脚。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去照顾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
政府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足够了:给经济松绑。中国人民很勤劳,也聪明。只要给点喘气的机会就能创造奇迹。1978年放手让农民自己干,马上解决吃饭问题。1992年承认市场经济,经济马上腾飞。事情就这么简单。
现在也如此。把脖子上的绳子放松一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2012年就没有大的问题了。
L:您认为对于我们普通的个体而言,面对转型应当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Y:我们首先应当多学习历史,看看历史上转型时期的人都在干什么;其次,往国外看看,了解国外在转型时期都怎么应对的。
L:您多年留学、任教于德国,根据自身的经验,您认为德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借鉴之处?
Y:德国人严谨、认真、务实、理性的精神众人皆知,但这些精神以及德国产品的高质量只不过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德国企业和领导者的危机意识和前瞻性的眼光。当五十年代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德国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企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还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当六十年代初级产品尚未完全饱和的时候,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而中小企业已经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作为发展目标;当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刚显现的时候,德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从而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损失。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与德国同行存在的巨大差距。
L:您曾发表过《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一文,在网上引发热议,可见您对高校教育也有独到的见解。您对中国的商科教育,特别是MBA教育有何看法?对于MBA的学生有何建议?
Y:首先说一下德、中高校教育的一些对比。如果有人去德国,看到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你不用问,那是大学而不是政府大楼。如果有人看到最漂亮的图书馆,你也不用问,那是大学图书馆。如果你去德国想听免费的高端讲座,你不用请示任何人,直接进去就是,没有人有权阻拦你。如果你想上大学,不管年龄多大,申请就行,不需要参加任何“高考”。
据本人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人大关。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来自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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