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意见构成” 危机撬动“社会管理创新”

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惟一比较顺畅的通道。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到武钢徐武案，从工信部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到铁道部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置，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正如微博网友“梦里惊闻”写道：“如果把政治比成动车，那中国政治就是D3115；如果把民意比成动车，那中国民意就是D301。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这两趟动车的乘客。”

借助互联网，民意和民怨呼啸而来。在民怨和改革赛跑的形势下，我们尤需提防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否则，发生信息阻滞、信号紊乱和局部运转停顿，这是谁也不愿看见的局面。

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均高于70%)；但中国的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

4.85亿网民中，只有一部分人发帖、回帖，上微博、发微博的多一些，也不过1.95亿，占网民数的40.2%，占全国总人口的14.2%。就是说，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有一二成的中国人。但他们通过新闻跟帖、个人博客、BBS特别是微博客，随时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在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了“公民报道者”以及掌握极大话语权的民间“意见领袖”。互联网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发声平台。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

第二类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在7·23动车事故前，个别作家型记者如李承鹏(博客累计访问数达2.9亿)，社会活动家型记者邓飞(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粉丝合计64万)，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动车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

如杭州《青年时报》官方微博(粉丝32.6万)，从7月23日晚事发到7月25日零时，连续发帖116条；两大财经专业媒体财经网(粉丝92.8万)、财新网(粉丝50.8万)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跃。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惟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3.9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他说“我无法就最近的这些事情组织起有逻辑的有幽默感的语言，或者说，这时候除了脏话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第四类是草根民众及其后盾律师群体。网上有一种“罗宾汉情结”，只要涉及官民和贫富之间的冲突，网民往往不辨案情的是非曲直，一边倒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特别是新闻跟帖，以及近年来日趋口水化的BBS，成为草根之怒的宣泄口，“仇官”“仇富”情绪的垃圾箱。互联网经常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相互取暖的地方。

河北青年农民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真凶出现，聂母上诉6年无果，网民一直在为聂树斌呐喊。9月11日，几十名律师在石家庄举办座谈会，签署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院重审聂案的呼吁书。律师们的呼声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

互联网帮助少数普通老百姓成就“杨三姐告状”，解决了某些利益个案，扳倒了个别胡作非为的官吏，有利于缓和基层的官民对峙，减轻草根民众的痛苦。虽然网络舆论的作用力并不足以修复和变更制度，但仍不可低估互联网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少数幸运的“杨三姐”，让更多的“窦娥”看到了希望，挽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正如网友“葱头不是干部”所言：“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