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局面（2）

靠命令不能解决价格问题

“一个国家再落后，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原来是穷，但体制改过来以后，打开国门竞争，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

农民通过联产承包，经营决策相对自由，很多经营者追逐利润和市场份额，与之相关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价格机制，也就是不再以为靠命令能解决价格问题，不再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信息成本这么高，不可能把决策集中起来统一计划。

把基层农民、企业家和组织激活，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之初，没有资本就引进外资，1978年中央派谷牧带团考察西欧，带回来的消息：第一，技术上差距非常大；第二，欧洲有很多剩余资本，然后就加快利用他们的资本、借钱买技术，加快自身发展。当初谁能想到中国会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都是比出来的，也就是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再落后，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原来是穷，但体制改过来以后，打开国门竞争，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年薪多少？而李书福的工人年薪又多少？

企业追逐利益，就会驱动他去学习，去掌握信息。中国人现在对全世界的产业、品种、款式都很灵敏，分头去“抓”，因为原来起点很低。现在美国人很生气，觉得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其实美国快速发展起来的时候也一样，英国公司天天说美国人。福特汽车快速发展的时候，你看有多少英国公司起诉它。中国现在正好处于这一状态，工资低，学得快，尤其是仿造很快，产品当然有竞争力。中国货源源不断出口，现在成为一个景观。

我早晨刚才从印度回来，印度就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制造业，他们的服务业好一些。印度首都周围的农村，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相比，可能还要差一点，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村里都是年轻人，进到村中，很多小伙子围上来与你聊天，而现在中国的农村中几乎没有小伙子，全都出去工作。印度是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晚中国十年，一个国家到底走哪几步棋，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国家政权不上路，产权很难上路

“邓小平讲单有经济体制改革不行，一定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走了一半，停下来，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

科学的基础就是经验主义，要从经验出发。一切从理想出发，把理想变成概念、教条，然后用来约束行为，行得通也要行、行不通也要行，路只会越走越窄，所以要回到经验主义的基础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发展社会主义，也一定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渐进的，问题严重先解决，包产到户后就业问题出现，于是开始搞个体户，一步一步走过来，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但仗还没有打完，有些关键领域政企高度合一的现象仍然存在，做错事情，政府就要出面救，市场化改革到这一步，挑战就出现了。政企分开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原有政企合一就是国家政权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一起，比如人民公社，国家政权硬绑，与经济决策权捆绑，改革开放后逐渐分散，但在很多领域还看得到政企合一的影子。政权和经济权结合，使责任不清，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受到影响，链条中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危害金融稳定。权力这么深地卷入到市场，腐败难以解决，腐败超过一定的量，就不是个人好坏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是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邓小平讲单有经济体制改革不行，一定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市场改革很对，没有市场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还要补一句话，也没有今天中国这么多问题。走了一半，停下来，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

如何解决？我的看法还是从过去30年吸取经验，在观察中寻找，不靠想象出来的主意。一个前提是要有思想观念的放开，不能说什么事情一定不能碰，自己划很多线。世界上监督权力的做法我们可以参照，与中国实际运行结合到一起。我曾在杨小凯的悼念活动上说，国家政权不上路，产权很难上路；权力歪，你不跟着歪就不行；它愿意受贿，你就要去行贿。

问题要面对，不需要太多激扬的批评，我的立场是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千万不要解决不了问题却编出很多理由。现在很多知识，就是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种种理论说明为什么这一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这代人无能，但凡可能，要向解决问题的方向积累知识。每个时代有很多问题，不一定都能解决，这个时代解决不了，留给下一代，但要向能解决的方向探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