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本军：改革到底有多难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在历届政府的治政纲领中都是重要关键词。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民主政治下的社会改革到底有多难。

改革的共识达成之难

“共识”，指的是在自己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仍坚持当初达成的一致诉求。在封建社会里，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较少考虑民意或不考虑民意，改革的“共识”，只要朝廷元老、大臣能够达成一致就可以了。但是，中国历代的改革中，要在朝廷元老间达成“共识”，从来都是一个老大难。比如商鞅变法开始阶段，卫鞅与大夫杜挚、甘龙的争论（《商君书 更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中王公贵族拒不“胡服”（《战国策 赵策二》）；“熙宁新法”中的王安石、司马光两位政治家的分庭抗礼；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里，这种“共识”变得愈发复杂：不仅要在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共识，还要想办法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共识”。在现今的民主政治的政府内部能否达成改革之共识，我们不必猜测，只需要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就知道了。对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共识——“民意”，是民主政治下新出现的、改革不得不考虑的关键问题。但是，当民众遇到自己利益被侵夺的情况下，他们会在思想上仍然主动支持改革吗？

改革可持续性之难

所谓“可持续性”，指的是不违背改革初衷。在封建社会，改革属于顶层设计，任期是终身制，改革能一以贯之，成功的几率比现代民主社会要大得多。比如，中国历史上最可称道、可视为典范的“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其在改革之前就有一整套改革的逻辑，制定了一整套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律令，而且还在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充实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前十余年是按照改革的逻辑进行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是对改革已取得的成果进行巩固和充实。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只有改革，没有巩固，七年后，吴起背了“乱政”的罪名被杀，楚国的改革成了一场闹剧，楚国的改革回到原点。西汉王莽的政治改革，整个方略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短短的有生之年根本来不及巩固，人亡政息，最终成为一个笑话。

民主政治的执政是轮值的“任期制度”：四年或五年就会换一届政府的长官和成员。短时间内可能出现的“人亡政息”或“人不同政不同”将使得改革“走形”、“变味”的风险加大。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绝不是朝令夕改的，是需要时间来贯彻执行、巩固和充实提高的。

改革方略制定之困难

治政人才短时间内的不断轮换和更替，使得改革之前预先设计一套完整的改革方略和路径变得非常重要：到底要对哪些方面改革？会牵动哪些方面？改革成败的指标是什么？……

但是，与古代改革不同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的高速发达和社会事务的精细化、专业化，现代民主政治社会里的方略制定要比古代复杂得多。如此繁杂和精细的工作，很少有哪一个个人能够同时精通。而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又必须要求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农业、工业、文化、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通盘考虑：不仅要设计一套未来三五十年不会错的方向，而且还要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设计改革的方略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达到的，需要政治人才、专业人才一起制定。而短时间内，制定方略同样面临人才轮换和更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