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本军：改革到底有多难（2）

那么，如果不制定改革方略行不行？一个政治高度民主的国家绝对不可以、也是绝不允许这样的。因为短时间内治政人才的轮替不可避免会导致“人不同政不同”；“人不同政不同”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用“改革”的名义进行非改革原本目标的改革，产生的后果将是：永远都在改革，永远都没有成功的迹象，最终会产生“改革疲劳症”。当出现“改革疲劳症”的时候，民众势必对改革之初画的“饼”形成非理性判断，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认为“改革”是假的，这是很容易走回头路而返回改革原点的。

行知合拍执行之难

“行知合拍”，即改革在执行过程中一直保持与改革初衷相一致。这个问题，并不是只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改革才会碰到，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也不止一次碰到。从古今的历史来看，但凡有改革的地方，就有这个根本绕不过、且关乎改革最终成功的关键问题。

在封建社会里，“行知合拍”主要表现在改革督行者和领袖人物二人是否融洽以及二人在认识上是否高度一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改革，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可以归为四类：一是领袖或核心人物不支持情况下臣子自行推动的改革，比如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万历皇帝并不支持，“万历新政”是张居正一人强为，以致最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改革全盘否定，多年改革到头一场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慈禧太后一直不那么支持，最后全盘否定，康、梁被划为“叛党”。二是领袖人物有改革念想之后，找不到思想认识高度一致的负责改革的总体规划、具体贯彻执行的改革督行者。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孝公有改革之志，但一直不得其人，找不到达到他要求的改革督行者，直至商鞅的出现；宋朝的宋仁宗有革新之志，但不得其人，“赶鸭子上架”，让根本没有改革意愿的范仲淹主持，一年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三是集领袖与督行者于一身，亲力亲为抓改革，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四是改革督行者与领袖密切配合，如商鞅和秦孝公。

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与古代封建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改革领袖”与“改革督行者”的身份和角色变化，变为“改革思想”和“改革执行”，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因政府或政府成员的轮替而使改革有任何变形、走样。

不充分注意改革在执行过程中与改革初衷相一致这个“行知合拍”问题，而违背改革初衷，这样的改革，但凡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只要开始，就注定是一场闹剧。不过，要保证“不因政府或政府成员的轮替而有任何变形、走样”这一点操作起来要比古代复杂得多。

改革督行者人选之困难

中国历史上所有改革的督行者大多是一个“政治强人”，需要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改革”之所以称之为“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革除“赘疣”的过程，不管是用合法的法律，还是临时规定，都有强制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称之为“赘疣”的东西又是有争议的：从大局上来说，属于必须革除的；从单个个体来讲，则大多又是“近似”合理的。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要割除“赘疣”断难彻底，而执行得不彻底，又势必影响改革的成效。

战国时期在楚国实行变法的改革者吴起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具备社会认可度：一是吴起为苑守时，求教于大臣屈宜臼，屈未将他放在眼里：“屈公不对”（刘向《说苑 指武》），没有吭一声气，一年后，吴起成为宰相（令尹）以同样的话再问时，才搭讪；二是楚国习惯以两版筑墙，吴起教之以四版筑墙，这样的为百姓着想改善民生的小事，都遭到百姓诟骂（“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吕氏春秋 义赏篇》）。最终吴起的改革是在得不到大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以其个人经验和意志推行，用个人意志和强权来调动改革中需要用到的资源。最终出现“人亡政息”而改革中断，就不足为怪了。

且不说能否找到集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于一体的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又有多少人能接受这种“政治强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经验似乎提醒现代民主政治的政府要特别注意：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改革是多么难。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各项积极稳健的改革措施表明中央政府的勇气和驾驭风浪的能力。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机遇，积极拥护和支持政府所倡导的各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