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人类出现社会、建立制度之后永恒的话题。一个制度为适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之后，随即将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从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纵观人类历史，中外皆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有言：“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但各个朝代都吸取前代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以权力的传承为例。清朝就以“传贤”取代了历代的“传长子”——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是英主辈出的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自英国诞生之后，其政改主要体现在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直至实现全民普选。政改，对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可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特殊时期，而且恰又处于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再加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转轨、转型同时进行的先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什么政改依然是全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应该说中国社会对是否进行政改是有共识的，但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一派主张继续坚持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一派主张以西方为榜样。

从历史和现实环境来看，以西方为师的主张正日益受到质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更与整个西方持续陷入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有关。但综合来说，西方的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改方向，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政改必须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沟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植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