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3)

宋鲁郑:中国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3)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榜样的。中国可以借鉴,可以创新,但却不能模仿。正如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100年前对世界和中国提出的忠告所说:“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从三十多年的事实出发,从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来看,客观来讲,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如果从更理想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应该说“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过程就已经展现了这种趋势。关键是如何将之制度化,特别是攸关国计民生的决策,更应如此。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这需要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环顾世界,有两个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来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由各党联合执政,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这一点和中国的国情非常近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颇有今日瑞士之风范。中国政改从这里入手,并非难事。

三是司法改革。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从结果正义出发,一要减少法律的弹性,法条量化。二要判决书规范化、公开化。目前,第一条正逐渐成为现实。第二条在中国已在部分地区试点,如将判决书在网上公布,但尚未成为制度。由于这两条可有效地减少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观作用,应可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

最后还是要谈一下权力的交接与传承。今日的中国,新领导人的产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选举,也不同于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者世袭。而是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拔;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实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然后还有任期的限制。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无人质疑,但未来也同样应该更加透明、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化。比如,民主党派是否有制度性的参与渠道?普通党员是否有发表意见的渠道?

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对中国的政改进行细节上的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从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的唯一尺度是实践,衡量中国政治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仍然只有实践。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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