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过去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2）

第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出口大量增加使得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大范围的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完全依靠原始型的创新，在过去的200年间，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积累了极大的差距。对外开放以后用短短的大概20年的时间，一般性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一般水平相比，差距迅速地缩小。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5、6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就不能把技术拿过来就解决问题。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他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利大于弊的，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方面的需要压缩了，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