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一个幽灵，一个增长中心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即使在最近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讨论中，这一气氛也苦苦挥之不去。究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导向是什么？或者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放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场声势不小、且有可能成为“十二五”主题的“转方式”，恐难达到预想目的。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基于此，特撰此文，专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重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二是在实践中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究竟应把握哪些着力点；三是如果确立“以人的发展为导向”，那么，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支撑？

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先就“转变方式”的内涵或者层次作一界定。

2007年，笔者在《中国发展模式论纲》中曾提出关于“转变方式”的三个概念：第一个，“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瞄准“要素投入结构”，解决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问题，可称为1.0版的转方式；第二个，“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聚焦点除了“要素投入结构”以外，再增加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可称为2.0版的转方式；第三个，“宽方式”－－超越经济，上升为整个国家总体发展方式（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等），可称为3.0版的转方式。

问题是，今天讨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定位在哪里？根据目前中国的阶段任务，我建议在前面讲的三个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基础上，再补充三个结构，即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后三个结构，既属于社会发展问题，同时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容。至于其他的，是不是暂时不把它列入。这大体定在“中方式”与“宽方式”之间。本文以此定位进行分析。

一、“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指导理念

为什么在中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强调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根本指导理念呢？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曾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然，在当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的境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因为今天难以完全“实现”，就不以此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呢？能不能调整一下，提出中国今天朝着这一目标去“促进”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持续追问：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思想精髓就是“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正是基于此，在拙著《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我没有使用“实现”而用“促进”这一概念，指出“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2]5强调“促进”人的发展是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2]6

不仅如此，关注人的自身发展也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念。纵观二战结束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可以见到，由GDP增长至上的“物本”主义转变到注重人自身发展的“人本”主义，是社会发展基本趋势。

学术界比较熟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就是典型。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不仅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更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所谓扩展自由是指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主要是指五种自由，即：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经济自由（经济条件）、社会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自由（透明性保证）、防护性自由（防护性保障）。这些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3]

除了马蒂亚·森（Sen，Amartya）以外，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佩鲁（Perroux），他在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4][2]9到20年后的2003年，我国也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可见，这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今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不要顺应人类发展的这一趋势呢？

（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中国提出“转方式”非自今日始。据本人所看到的历史文献，早在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彼时刚上任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就曾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5]1995年，中共中央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共“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30年来，总的来看，“转方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原因何在？我认为，虽然有外部冲击的客观原因，但从深层根源上看，基本上还是旧的发展理念和体制在惯性运作，在束缚着中国。这里的要害是什么呢？虽然那句“速度比较实在”讲了多年，但仍是以GDP为中心的速度增长主义的思想在作怪。

这里有一个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因速度增长主义至上，于是主要靠投资。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10年来一直保持在35%以上，近六年连续超过40%（至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刺激计划的2008年，达43.5%则属特殊情况）。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单向度增长主义所导致的“投资饥渴症”，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扩张冲动”即经济决策者对生产增长的数量冲动，无休止地渴求增长，与此相联地“投资饥渴”，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存在于中央和各级主管部门中。[6]在这里，科尔奈分析的是传统体制环境，但在今天中国转型期，由“扩张冲动”而导致的“投资饥渴”这个问题仍在惯性运作。

既然存在“投资饥渴”，何以能够大规模驱动投资呢？显然，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以至于到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仍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

由此可见，“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要摆脱这一链条的惯性运作，必须从源头上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某种阶段性变化。尽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有500余个贫困县，3597万农村贫困人口（以1196元新标准计算，2009年底统计数据），但经过30多年，总体上判断：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这就意味着，下一步中国将从前一阶段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要诉求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7]阶段转变的分水岭在哪儿？估计以2011年为标志，即以“十二五”作为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