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应突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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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津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参加并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及其他各类研究课题共40多项，发表各类研究成果300多篇（部），共获各类奖励30多项，是中央重大文稿起草小组成员，也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小组成员。

“社会游资是导致当前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我建议，要充分发挥国有投资的作用，用国有投资凝聚民间资金和资本，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昨晚，应邀出席“先行先试 科学发展——— 惠州市问计‘十二五’专题座谈会”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风尘仆仆刚从北京赶到惠州，就欣然接受了惠州日报记者的专访，不仅回答了物价等热点问题，还为惠州的发展问诊把脉、开出药方。

我国社会滞留资金超出美国水平

记者：当前物价上涨问题已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也相继出台了若干调控政策稳定物价。您是如何看待物价上涨问题的？

白津夫：当前通胀的压力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对于通胀，我们要做客观的分析。以食品价格引领的整个价格的走高，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加上某些国家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二是某些国家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形成了传导效应，推高了价格。三是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社会资金和资本大量滞留在社会层面。过去，由于股市、楼市比较活跃，形成了“吸金”效应，把大量的社会资金和资本吸引过去了。但目前由于这两个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社会资金和资本不敢放心进入，使得资金链在社会层面游来荡去。这种资金游荡会涌到一些领域中形成炒作效应。比如说，今年以来的“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辣翻天”、“糖高宗”等等的出现，很大的因素都是因为投机炒作。

再从货币数据方面分析，到今年9月份，我国M2（广义货币量）已经达到69万亿左右，相当于10万亿美元左右。美国同期的M2约8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体量仅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社会滞留资金超出了美国的水平。所以，我们事实上存在于法人和个人手里的资金量太大了！还有一个不同，美国的8万亿美元60%在境外，而我们的基本上在境内。你想，这么庞大的资金量在社会游荡，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觉得，要从全局的高度特别重视如何引导社会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流向。包括惠州在内的各地，正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国有投资的作用，用国家投资凝聚民间资本和资金。

着眼“港深莞惠”构建一体化

记者：《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后，广东提出了包括“深莞惠”在内的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相对于深圳和东莞两大经济巨人而言，惠州应如何发挥优势、凸显特色、合作共赢？

白津夫：在我个人看来，实施《纲要》中提出的“深莞惠”说法，严格来讲，应该是“港深莞惠”。一体化必须以这4座城市来整体构划，而不能单独地认为是“深莞惠”。在我之前的调研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粤港澳地区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粤港澳是不可能齐步走的，因此必须在“两翼”（“广佛肇”和“深莞惠”）上率先突破。

原来说的“深港一体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是“港深莞惠”。为什么有这一说法？我们先撇开香港，深圳也好，东莞也好，它们同时面临着发展的困惑，首先就是发展空间、产业转型的问题。深圳、东莞在第一轮发展中占得了先机，抓住了机遇，率先发展了。但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成本，比方说能源、资源、环境等问题，并且发展空间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相对而言，惠州的后发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最大的优势就是惠州的发展空间。那么，如果把惠州设置到“港深莞”一体化中去，就能很好地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因此，不要局限于“深莞惠”，应该是“港深莞惠”，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互补效应。

城乡统筹核心在于发展方式转变

记者：在《纲要》中，惠州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基地，实际上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惠州的一块“短板”，我们应该如何破题？

白津夫：这是我明天座谈会发言的重点。首先，惠州不同于其他先发地区，深圳几乎没有农业了，东莞的农业也所剩无几了。惠州的农业产业无论从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的比重上看都占有相当的分量。因此，《纲要》提出把惠州列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基地，是有一定针对性的。这个基地无论是放在深圳还是东莞都是不合适的。

面向“十二五”规划，惠州的城乡统筹发展必须站在一个高起点、高水平的位置上，不能重复过去简单的“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等做法。高水平城乡统筹的核心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但目前效果还不够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就存在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的梯度落差，广大农村就成了落后机制的包容地。如果这种机制不打破的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

对于具体实现路径，我总结了3句话：一是用工业化的理念来发展农业，核心在于用大工业的组织方式来组织农业，引导大企业进入农业领域。二是用城市化的理念来发展农村，核心在于通过适度集中，使农民变市民。三是用市场化的理念来富裕农民，核心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农民变股民，增加农民的财政性收入。

应重点引进研发外包全产业链

记者：惠州是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惠州的外向型经济该如何转型升级？

白津夫：首先，整个改革开放存在着阶段性的不同情况，前30来年，中国主要依靠区位优势，更多的是借国外和境外的资源来实现我们的加快发展。因此，惠州的对外依存度高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其次，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将有一定的转换，将由过去单纯的引进和吸收外资，转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因此，对于惠州来讲，存在大量的外商企业是一个客观事实。惠州外向型经济的转型方向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仅仅满足于引进加工制造业，同时，要进一步引进研发外包、全产业链等，进而提升产业水平，而不是人为降低外资比重等。

记者：近几年，惠州的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第二产业迅猛发展，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不高的情况下又有所下滑。对此，您有何建议？

白津夫：惠州有自身的产业成长阶段。第三产业如果和自身比的话，从纵向看它是增长很快的，从横向看它的比重是在下降的，这恐怕跟我们整个产业成长阶段是有关系的。对惠州来讲，不是简单地来扩张第三产业的比重，而是突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提升服务业水平，从而来提升第三产业的整体水平。所以，扩张第三产业，或者是发展脱离产业环境的第三产业，往往会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的虚扩化，而这往往又会造成产业的结构性断裂，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