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变动秩序中的中国文化自觉

“变动秩序中的中国文化自觉”这个题目是同学们给我出的。(注：5月10日，汪晖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做题为“变动秩序中的中国文化自觉”的演讲。)我有过类似话题的访谈，这其实是个非常不好讲的题目，每个字眼都可以展开讨论。

20世纪文化政治传统：超越原有民族国家身份

看到这个题目时，我想起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冷战结束前后影响最大的著作。

亨廷顿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错误地把阿拉伯伊斯兰作为对立面，并重复了文明冲突论的看法：未来的社会，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传统，要有实力。阿拉伯没有实力，有潜力构成挑战的是中国和欧洲。第二点，欧洲在文化上属于西方文明，跟美国一样，不构成文明冲突。但中国不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又具有挑战美国的实力，所以美国的对抗重心是中国，而不是伊斯兰世界。这当然是基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脉络上的讨论：冷战之后，怎么看待当代世界。

我不赞成亨廷顿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在一定时期的政治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因)不在于他是不是准确描述，而是他引导人们重新理解世界。

有知识分子批评亨廷顿，主要角度是“全球化”——世界已经是平的。但较少人谈论另一个角度：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20世纪的文化政治的传统。

当我们讨论文化，往往会想到儒家、道家、宗教等，但其实这也是重要的文化传统，看起来不同的人站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目标，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是20世纪留下的重要遗产。别的时代并非没有这样的因素，但只有19、20世纪大规模的国际主义运动，产生了这种文化。人们已超越了自己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身份。

现在，这种政治传统是逐渐消失的传统，很少被重新记起、提出。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在“文明冲突论”成为一种论调论式的时候，还可以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和回应变动社会中的秩序。实际上是希望从这儿出发重新理解20世纪遗产对我们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重提价值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般的思考，更多的是对20世纪的批判、否定。由于20世纪发生了很多悲剧，对这个时代进行批判否定，有合理的部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他著有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而对20世纪所起的标题是：极端的年代。很多20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对这个世纪的评价、看法，都是比较负面的。

《极端的年代》写的是一个“短的20世纪”：起始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1991年苏联解体，由大战开始，至冷战结束，并不是100年。在这个极端的年代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穿插了无数的暴力和冲突，这在人类史里是罕见的。

另一方面，20世纪对中国来说，包括对很多国家、地区来说，又是不可绕过的时代。整个中国的现代转型，离开20世纪是不可能理解的，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纪。100年前我们还在进行科举，留辫子，穿长袍马褂，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站在这里回想100年前的事情，有时觉得不可思议。

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就需要理解20世纪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文化自觉这个命题，在20世纪是尤其突出的命题。

“五四”提出觉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共和危机，有非常深的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把西方的一切看成我们的模式，要学习西方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但“一战”爆发后，中国发现这样学习是有问题的，仍然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得从头想起。陈独秀在1916年1月的《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一九一六年》，里面说“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这段话表示，从1916年起才是现代，要跟过去的想法决裂，所以提到“自觉”这样的问题。那时的知识分子忽然意识到，中国人寻求变革，寻求半天，但寻求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觉悟。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包括相对保守的一批人，那时候也重新思考文化、文明，所以发生东西论战、反传统运动。在文化上重新提出价值的问题，设定出新的出发点，认为原有的模式要重新改过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未来。

我为什么提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正像是我们所处的现在——同样处在普遍危机中。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1916-1919年同样是世界性危机，整个世界战争和社会危机同样爆发出来，今天的状况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比，危机内涵不同，但也是处于世界性的危机里面。但我们看知识领域，看国家、媒体，人们与那时候面对危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2008年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法、经济对策出台，但很少出现文化讨论，很少思考危机背后文化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只是想经济的原因，比如信贷危机怎么传播到全世界，很少想到文化和人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讨论文化问题与拯救经济危机的方式不是没有联系，虽然两者有区别。1916-1918年也要讨论战争贷款，知识分子不是不关心这些问题，但他们还是去讨论文化问题，因为这样的政治模式本身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再思考。修补是不行的，需要彻底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问题，文化运动和文化自觉在一战整个过程当中，成为中国知识领域中的重要问题。